收到一個越洋的包裹

朋友寄來三隻羊駝（Alpaca，又被戲稱為草泥馬），是日本在台灣設櫃的扭蛋近來相當流行，造型有坐有臥有站，還可以把身體剖成橫豎兩半，當成memo夾；各種顏色早已超越真實的生物體。

我看了覺得非常過癮，因為無理頭得讓我想起台灣的朋友和台灣的生活。

朋友將上文化研究課時，傳寫的大紙條摺成一艘帆船，船上載著飄洋過海來的文字，一字一句還原了在課上的情景：大家圍在由多張長桌拼成的大桌子上課，上課前大家陸續進教室，隨著每個同學的習慣，桌邊開始堆滿食物，如果有人最近去了花蓮，桌上就會出現麻糬、廟口紅茶的小西點，陶子難得回家鄉台中，便帶了整包牛軋糖；璟瑜不管有沒有離開台北，每周都會盡心的搜刮不同食物，公館巷弄間的岩漿蛋糕、香蕉蛋糕，或是某個百年老店的麻荖、米香；冬天時候馨如會在很小的包包裡塞進一瓶很重的奶酒，和數包swiss miss的可可粉；馬來西亞沙巴紅茶什麼的……，每堂課都反映了同學的多元組合，從四面八方來的故事。然後我們傳遞著食物，分享每個人課堂／課外的回應，很輕鬆、很自然……，當然經常也得忍受有時候老師的自戀或課堂的沉默，但空間是有寬容度的。

熊熊烈火點燃的時候，也是眾人的促成，課上的動力經常冷熱高低流動著不同的氛圍。

文化研究課SF318教室裡的筆記：

「文化研究的初衷，是有政治性的」（何，2011）

「X報主編占著茅坑不拉屎（掌握理論就掌握實踐的位置）」（何，2011）

（何東洪的立場一直很清晰，離開台北前翻到四五年前，文化研究導論課上的筆記，他也是不斷的在政治性上重申，我相信，政治是必要的。）

素人紀實：

馨如不改一貫風格，將所有聽到的東西轉化成她的圖文筆記，畫了幾個像蛆的人、何東洪的臉，然後寫下：「鬍東的白板字好醜，長得像韓國字。」

璟瑜論文中雖然絕口不提精神分析，但三兩句就一定會進入Lacan, Kristiva, Winicotte的語境中：「鬍子像好媽媽一樣帶著大家讀書。」

陶子一樣安靜的觀察，然後怨念很深的碎念著眼前的景象：「對面小倆口共用一本書，眉來眼去」。想必是指黃同學賢伉儷吧？

而耕宇心繫電影藍宇裡兩個北京男體的情慾，完全展現在他那句「能動搖我的只有……男人！」以及屬名「Gay宇」

何東洪還給了我一小句「努力多看看中國吧！」三言兩語便道出他的政治傾向、懶惰與灑脫。

這張帆船摺紙的皺褶，能讓我明辨它的紋理，卻在也折不回去。忘了德勒茲的fold裡有沒有提到，建築、紙張、地質的皺褶雖然可以從每一條山線谷線裡讀到深淺故事，可是卻不等於原本的那（艘船）。

實體上，只好將那遠渡台灣海峽的船攤開成一張紙，壓平，好好收藏。

單車友善的城市

我生在金門的80年代，以腳踏車作為代步工具，是相當普遍的；到了台北的05.06年左右，由於本土電影導演陳懷恩的「練習曲」中，聽障者為主角開始尋找自己的單車環台，突然在台灣捲起一陣單車熱，爾後，單車在年輕世代眼裡、中年大哥觀念中，自行車成了另一種身份上的指標，你可以樂活騎單車，那是小資的象徵；當然也可以像電影主角那般重新踏遍你所關注的土地，翻轉不同的印象。民宿業者、餐飲業者開始歡迎單車客攜帶自行車吃飯，甚至店裡另闢洗車間，愛單車、熱愛騎車的人終於可以輕鬆享有被歡迎與款待的服務。

單車熱快結束前，台灣政府終於也氣喘吁吁跟上腳步，捷運、火車、飛機都可以運單車了，而台東縣緊追在後喊聲蓋一條東部的單車道，東部的好山好水成了最大的觀光用自然資本，挾帶帶著國人新興運動，內政部營建署當然也全力支持，給予大量經費……。

而我卻仍停留在自行車與我中學時期起單純的陪伴關係。

 

中國曾經是自行車王國，而北京的人口車輛密度之高，過去的千萬輛盛況卻在此時，早已被電動車、汽車給取代。

剛到北京時，我的身子便被他難以估計的巨大給走垮了。

人民大學校地小，據說北京大學是他的1.5倍大，清華大學更足足有人大的7-8倍大；小小的台灣無法與他相比，早已習慣以機車（摩托車）相伴，是驕氣也是差異，來到北京反倒無法適應了。

從宿舍走到校門口，再晃到地鐵站，再怎麼快步走少說也得花上個15.20分鐘。

全然顛覆了過去與機車為伍的習慣，以前不論是和朋友見面、想辦點貨、逛街上市場買菜，只需要機車狂飆亂鑽（錯誤示範），唯一需要花上氣力的只是移動整排的機車挪出一個足夠的車位……。

每天在往來教室、宿舍及一切繁瑣的生活必需用品中，還真是累人。

我私自想著：有本事在北京步行的女孩，腿應該都很厲害！

有位即將離開北京的朋友願意無償提供一台車，因緣際會下，我搞到一台自行車。但這前提是得從北京市東南位置的朝陽區，把車運回西北邊的海淀區。朝陽區大多數是商業用寫字樓，中央電視台、藝術特區798、夜店區的工人體育場等等都在那，相對於擁有北大、清華、人大、農業大學、林業大學、少說10多所大學以及充斥著古蹟如頤和園、圓明園、……的海淀區，大不相同。

想從熱鬧繁華的城市回到相對淳樸靜默的學區約莫2.30公里。即使台北單車熱已經好幾年，而我卻停留在中學時期以單車做為代步工具的執念，關於身體與距離間的相關感受，很不明瞭。

在心慌腦袋空的狀況下，求助某位戶外運動相當專業的台灣朋友，關於距離如何換算……。

「20.30公里，大約是從新北市輔仁大學一路騎到台北市萬芳區；或者在你金門島之東之西兩大熱鬧城鎮的來回各一趟」

過去我只以機車或汽車走過這兩種距離，但終於有了個底。

卯起來騎便是…。

北京空氣很差，遠方景色總是混濁。那是個初春的下午，溫度大約8度上下，我背著背包，裝著圍巾手套水壺、保命的口罩，以及郊遊心態地帶著相機與地圖乙張，便坐著地鐵轉乘公車去朝陽區取車，約莫花了1小時多。

腳踏車大約半年多沒騎了，好在北京修車店（攤）處處都是，簡單整理打氣後，我便上路了。

雙腳踩著踏板像是原地踏著卻不斷前進，北京的交通路面及景色從踏板、風速、眼中的畫面，反饋到我的身上，以身體性的感受，理解著北京的樣貌。

本來出發前，我啥路線也沒規劃，樂觀地想邊騎邊拍忘卻體力的不支；就是那股不知情吧？！就是卯起來騎，餓了便找餐館吃，因此在下午四點多闖進幾個年輕人創業的小店，吃盤炒飯，詢問路段與胡同的夢想破滅後，繼續朝西與北行走（海淀區的方位）；隨便晃到東四北大街，一路從東四一街、到東四十四街的胡同區域，胡同翻新得令我痛心，同時想起家鄉磚紅色的閩南建築這些年來的改變，自私的我，總寧可老東西舊得保持原貌，也不願她刷新得沒有味道。這胡同的灰瓦白牆那麼的白亮，因應新的商業模式而將胡同裡的房子建得高大以容納更多需求，可這需求究竟是表象還是欲望？

 

北京與中國的發展計劃藍圖中，同時也承載了國家那深如黑洞的慾望吧？

北京有很強的風，汽車從不理會行人或機動車騎士，自顧地呼嘯而過甚至帶著焦慮的喇叭聲，在路上我的心跳經常被搞得很快，神經相當緊張；這兒沒有紅燈停綠燈行的交通規則，通常我跟著同向的人一起前進，傻傻的兩段式左轉，但令我訝異的是，整條路上很安全，也許因為自行車對中國、對北京曾經是這麼重要（現在數量的確銳減很多），中國對自行車騎士的友善並非像台灣那種刻意的展現，是自然而然視為一個族群。在寬闊的三線道旁，格出約莫兩台汽車寬度的自行車道，甚至有安全島將汽車與自行車分開。

在瘋狂的北京交通中，我突然覺得好安全，也許整列的汽車從不讓行人，被區隔出的自行車道路相較下真的令人安心。

曬太陽的老民工

以天安門中軸線為北京市基準，將左右切開，北京的道路如同棋盤一樣，只有南北與東西向，即使是初來乍到，我只需要稍微看下地圖，一路向西與北騎，便可到達我的目的地。諾大北京運車當樂活行，其實一點也不難。

假如，城市的街道樣貌也述說著城市（或人民）的性格，那麼北京，身為一個首都，想必也只能直來直往，靠譜的過日子；唯有從元人遺留的胡同配置，讓地人走入死巷而不知身在何處。台北的路歪七扭八，總有切線橫跨某條彎曲的馬路，所有捷徑都得自己慢慢發掘，哪兒沒有紅綠燈就盡往小巷鑽去。

北京使得觀光客對城市樣貌輕鬆上手，而台北只能給熟門熟路的人享受不規則。

記得曾經有位台灣朋友，將自己征服距離的慾望擺在單車可到達的地方，他發下豪語要來環島金門，問我需要多長時間。用時間來算距離早已不是數學物理課上的換算公式，更包含對於其他未知地的想像方式，然而，他對於沿途的景色人事卻沒有想像，「完成」是最重要結果，後來這位朋友騎的第一天便投降了。身為戰地的金門島，當初為了在地形上有戰鬥的優勢，修得高低起伏不定，隨時拐彎就隱身進一個營區，路當然不可能是直挺挺的；然而許多大都市在形成之時就推平道路，也許利於都市發展吧？！在單車踏板的反饋過程中，明顯感受到北京是一片沒有過大落差的平地，騎得舒服，容易在完成的過程中還能走馬看花。

最後，我輕鬆安全地把車運到了人民大學。

拼命就是這麼回事，在我不知道路有多遠時，我能傻呼呼的騎，太陽一路下山去，攝氏五六度的冷空氣，確實把我的腳凍得逐漸失去知覺，才順路走進超市買點東西順道回溫身子；最後在看見人民大學地鐵站的倒數距離路標，也才意識到身體的疲累，單純的自行車沒有避震，快進校門前，我只覺得自己身體快支解，屁股快散了……。

「緊張」

到北京之前，人民大學給的通知文件有這麼一段關於宿舍的文字：由於床位比較緊張，所以希望……，但我們會儘量為交換生爭取足夠的……。

在台灣，我們使用緊張通常在神經上、心理上這麼說著，一種處於精神狀態的張力繃緊，使得後續行為上可能／不見得受影響。但將緊張搬到大陸以後，變得普遍，我私自猜想可能任何人民／事件，都像神經突觸一般與中央（中樞）相連，

自從三月初起，兩會（人民代表大會及政治協商會議）的展開，整個北京進入（神經）緊張狀態，人大東門外本來是以辦假學生證聞名，她們通常是抱著嬰兒或挺著大肚的婦人，若有似無地坐在路邊曬著太陽，在你走近他們時，以只有你倆聽得見的聲音低聲說道：

「辦假證嗎？」

她們不是個體戶，畢竟辦假正證需要有機器、有門路。那必定是個以婦人做為販子的集團。雖然混亂，卻是人大知名的街道景觀，很有意思，市民生活與文化也就這麼養成的。我們一夥人剛到北京，想著辦張假證暢遊旅遊區，弄個大專院校的學生證確實也方便，可正巧遇上兩會，警察城管都管得嚴，假證婦人全在家休息兩周，直到三月中才能再繼續工作了。

而一切的緊張，其實才只是個起頭。

茉莉花每周末的集會雖然總是敗興而歸，在北京聚集群聚無法真正喊出口號，但似乎圍觀對此時的運動進程，才是重要的力量。

然而歷經兩會期間黨中央與警察可是比誰都警覺，邁入第四週的例行集會，政府越來越知道如何因應，從大型拖吊車來回開疏散人群、麥當勞前面施工、肯德基兩點以後消防演習、洗地車掃街……等等。類似交感神經與副交感神經的相互制衡。

當然，黨、國、人大（戲稱第二黨校）也勢必上下同心齊緊張。

剛開始，老師上課時若有似無的說著某些集會行動、輕描淡寫茉莉花。

某天等紅綠燈時聽見兩個小夥子對話：

「以後會不連茉莉花都不給唱啦？」

我輕輕的笑著，其實消息早晚還是會流通的呀！

後來，兩會近了，班導師開始宣導：其實很多事情也不是走上街頭就可以解決的，這周末比較緊張，大家別亂跑呀！

可矛盾的是，年輕時會走到天安門集會的老師感嘆著現在學生不像以前關心社會議題，當今卻要求學生別參加社會運動。社會運動從集會開始，在這個國家體制裡，卻以「聚眾」「騷動」「反動份子」等詞語，再次改變其意涵，創造新的意義，如同新的流行詞彙「維穩」。

老師的說法令我狐疑，是因為職責所在？或者時代真的已經不同，得用其他方法參與政治了？……「參與政治」在此時此地，出現得怪異。一來人民代表大會只是形式上的聽取意見，二來朋友戲稱他們是「被代表」了（「被…」是這的流行話，表示不是自己發言／意見的不在場），再說，中國的政治的獨特性與嚴密的控制，從少年先鋒隊、共產黨青年團，經過上課考試面試推薦，才有可能成為真正的共產黨黨員。然而，共產黨員也並不等同於參與政治，如同台灣的各大小黨派成員，也不跟參與政治畫上等號。

想像中，人民監督政府正是參與政治的基本體現，在容易緊張的中國，該怎麼行駛呢？

前兩天，班長緊急發通知給全班，要求閱讀兩篇北京日報上的社論《自覺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維護穩定從每個人做起》，這幾天在中國竄紅的文章，學校要求寫下學習心得，並在隔天下午召開學生骨幹重要會議，成員包括黨員、班委、團支部成員、團學組織副部級以上成員（以上職稱只涵蓋學生在黨團內的稱呼，其複雜得能想見擴大至整個共產黨的精密組成架構）。

我多麼慶幸遇上一年一度的兩會，遇上中東北非利比亞如何將革命情緒逐漸燃燒至中國反動情緒，即使茉莉花能否在對的季節裡開花，但我在這段時間內，參與了中國的盛事與緊張。那天下午我準時參加了會議，想是由黨團主辦的，一間容得下百多人的階梯教室，僅是我所在的社人學院的團員（共產黨青年團）與黨員（共產黨）數目，參與的人很多，卻是鬧哄哄的騷動聊天看書…，主持會議只有兩人─一個引言人，

引言人自顧的說著警告學生的話語：……，各位同學你們要不傳謠、不信謠，珍惜自己的政治資本……；你們不要再翻牆了，上周有兩位同學翻牆發佈帖子，已經被學校查到，並嚴格處分了……，

台下學生仍做著自己的事情………。

另一位則在引言之後宣讀「維穩文章」，

在他上台前，黨員團員脫離埋頭書本與聊天氣氛，一陣高昂的鼓掌歡迎他上台，宣讀的人操著標準的黨中央發言口音，字正腔圓正義凜然地說著，底下繼續鬧哄哄的騷動聊天看書…，沒人鳥他。而我仔細地聽了幾段話，正是那兩篇火紅社論的精簡版本，而我疑惑了，為何要求黨員閱讀後確再次念一樣的內容？

我經歷了一場共產黨進行的思想工作、喬治‧歐威爾的《1984》也提到過的集會，每個黨員都必須參與的會議。比照著中央標準口音念出的內容，這樣流於形式的會議，對黨員會早成什麼思想改造的影響？

然而從改革前的泛政治化過度到中國竄為世界大國卻走向娛樂化的社會情境，絕大多數人依然循著那條嚴密的道路前往成為共產黨員，黨員不參與政事，而是張入場券，進入國企的入場券。保證你對黨中央的忠誠，忠貞不二是對國家、黨………、配偶（？）的保證嗎？

在這裡，我大多數的同學都已經／即將成為共產黨員，這既不成為憂國憂民的包袱，卻是一種無以名狀的榮耀，要成為公務員或在國企工作，得先以黨員之姿做為宣示自己思想上的忠誠；然在這個鬧哄哄的維穩會議中，我只看見「黨員」對於人民是張有利工作證照，中共的緊張也因而有處抒發。

誰的博物館？

這個冬天，我在充滿博物館的紐約度過。帶著姊姊的工作證與一張東方面孔，招搖撞騙進出數個博物館。我喜歡這種沒有壓力的逛展覽…，更喜歡紐約這個佔地小卻有豐富博物館資源的大都市，從時間空間來說，提供各種點子的博物館存在，文化的養成也自此不斷蔓延生長。

在此次前往北京前，我回到金門──從1949年開始便肩負起戰地前線使命的家鄉，對多數阿兵哥來說依然是充滿夢魘的惡魔島，1992年解除戰地政務，突然湧進大批觀光潮，踩遍了金門各地，走進因歷史而有價值的戰史館、戰鬥村、民防坑道、路邊的砲堡碉堡，以及仍持續冷戰時期的對峙軍隊訓練。由於戰爭，金門沉寂了很久而不允許開發，或低量體的建設，意外之下保存了良好的自然環境、歷史建築，加上當地人宗族觀念深刻，祖產宗祠也從不挪動，更別說商業利益的開發……。當然，在外面世界快速運轉，對岸廈門燈火通明，台灣工業商業而致富的美好生活，逐漸騷動了島上質樸的人心，安分賺錢已經不足夠，多麼希望政府鬆綁更多的建設法規，好進行第二次的觀光潮。這複雜的問題裡，暫且懸置，在此我想說一點關於這個冬天在金門看見的「民俗博物館」。

在島之東北方的田墩，蓋了佔地幾公頃的文化園區，「文化」一詞可能衍伸自金門企圖以文化做為觀光賣點，而導入的概念，至於什麼是「金門文化」聽來又更空泛了，舉凡在金門的大小群體事件都劃於文化之中呀！

金門文化園區的指標路牌拐彎後，直又寬大的馬路讓我開了五分鐘才進到停車場，路的兩旁全是麥田，那個霧濛濛的早上，七彩鮮豔的環頸雉仍拖著長尾巴，站在田埂間。在這乾淨清澈的金門，我們仍要以文化為名，蓋一個讓在地人、觀光客來看看，何謂金‧門‧文‧化的文化園區。

然而幅地廣闊的園區裡，僅有一棟名為民俗博物館的建築，高且長的樓梯上舉起三四層的壯闊高樓，如大多數官威的府衙、歷史悠久的博物館那樣，從空間的意符上便形塑了其意象。我相信縣政府花了很多資本在文化園區上，派不少文化志工（工作者？）依據不同展區做導覽人員，這是幾十年來金門古蹟閒置空間再造與地方展館裡一直缺乏的。也許是新成立，但感覺很好，組織使一個陌生的觀者可快速進入硬體空間、接受他們的「金門文化總覽」。

是的，一個民俗博物館裡該放置些什麼呢？耆老在榕樹下說故事？老伯抱著月琴與二胡在巷口間唱著奏著？還是佝僂著的身體在大馬路上以畚箕掃鋪滿熟成的高粱梗去蕪存菁、在村里間廣場曬著落花生穀物呢？

在1990年代，我還生長在這氛圍之中，卻在民俗博物館硬生生區分了新舊歷史，檯面與檯下。六個展間循序漸進將金門總論一一設置，豐富的物種資源、仍生存在著的活化石、居民的生產資源、民俗信仰、風土民情、地理位置……，明洪武年間………，南宋朱熹設立學堂、金門文狀元……，總之一切在金門縣誌以及官方文件展館中的統一說法，同樣又再次出現在民俗博物館中。空間寬敞、展場裝置得美麗，燈光打得昏暗有氣氛，在導覽員如順口溜的解說結束時，耳邊竟是傳來「這就是你要看的金門文化嗎？」。根本上看來，金門從來也不需要再把其他已存在的博物館如：古寧頭戰史館、八二三戰史館、陳景蘭陽樓、朱子祠、西園鹽場……，等已有的展出內容再次複製貼上到這間總覽的建築中，這像是一本導讀呢？還是一本蒐集坊間的剪貼再出版呢？

一間博物館的呈現，是消耗財力呢？或是為地方百姓存在？

我喜歡博物館裡有活人的存在，而不是將死去的東西收納入殮，毫無活性。如果家鄉的狀況和其他地區不同，為什麼我們卻得依照大多數人博物館的進行模式呢？在巷弄間屋瓦下的老婆婆老爺爺，仍然是文化的載體，口語的敘說才是活著的傳承。

一個地方的文化由庶民生活而起，去蕪存菁，留下官方說法，那麼人民的真實生活何在？博物館的教育，是將參觀者的思緒濃縮到他們所給的展現，或是可以提供更有趣的實景，或者使觀者有更大的激盪？

假如這樣收進某些早已存在的，而去掉常民故事，那麼博物館究竟是為誰？

圖：城鎮的市井生活

空間

人在萬不得已時，總會萌生出一種生存之道。像是被壓迫的勞工有一天會組成工會走上街頭，大聲呼喊自己的訴求。

在人大，幾乎所有學生都住校，和小小的台北並不相同，台北在校住宿需求相對小，也許不願給學校管住，可能在外租屋或住在家中，然後每日通車。中國大到難以用台灣習以為常的的比例尺計算，即使北京市內通車也經常以小時做為計算單位。於是大家念在這裡住在這裡，儼然是個學生村。

圖：王慶松作品　　　　　　　　

上周搬進宿舍，想把所有物品逐一安置，才發現問題所在。

在這我想說明一下我們的宿舍狀態：空曠、床位簡單以上下鋪為基本樣式，兩手肘依靠在桌緣使用電腦，是剛好的長度，方方正正只足夠擺上一台筆電，鐵的衣櫃就是個方型的空間，隔層收納都還得自己重新來過。在亂中有序地擺放衣服雜物的同時，想念起輔仁和大學新村的空間，那至少還有供人暫時寄居的心境。總在使用兩三次衣櫃後，所有東西便東垮西倒…，然後又得重新來過。

在宿舍長廊間來往，從門縫或敞開的房門望進，擁擠混亂卻溫暖，溫暖來自每個空間依據自己的需求而各自想辦法。簡單的宿舍硬體設備不齊全，但大陸學生來自大江南北，基本全上都住宿，即使寒暑假也不曾要求學生淨空宿舍，於是四年來的生活讀書需求積累全在同一個小屋，小屋裡大約4-6個人，房裡掛滿衣服，以不同顏色的床帘將整張床圍起作畫分區隔，

各種花色的床帘拉開後，才看見更精彩的世界──床鋪不真正靠牆，挪出一小段空間將三層書櫃卡在床與牆之間，書櫃上頭積累著四年來厚重的書本，三合板雖然彎了，仍撐著書本；床尾擺上一張床用書桌，比起宿舍附的小書桌，的確舒適且大了許多。整張床就像一間小雅房般，要什麼有什麼：躺著能睡覺、坐著能讀書、一回身便從書架上取書、床帘拉起就是私密的空間，換衣服和情人視訊……，生活空間全在一張床上，一格小小的立方體中。

隱私性與公共性都顧到了！

我想起今年冬天在ICP（International Center of Photography）看見的中國當代攝影家王慶松，拍攝的各種中國現況的題材，大多嘲諷，據說在美國具有一定知名度，也受歡迎。這樣以舊時代圖畫照片再次翻新重建畫面，直指中國當代的議題，也許對於老美是很好玩的理解進入方式；但台灣的吳天章與法國David Lachampella或者更多攝影家，已經玩過的舊手法，當時我並不喜歡，覺得老梗之外，還認為不夠精巧。當時唯一一幅被我翻拍下來的，是一群工人在工屋裡頭，三四層的上下鋪，各自是自己的房間，如同在宿舍裡看見的場景，因應自己的需求，發揮著生命的本能，既然簡陋便賦予創意與生命力，每個房間因為不同組成份子的需求，展現得淋漓盡致，原本的幾張小桌子可能拼起來成為小料理台、玄關、餐桌……，一陣雜亂中，還是理得出他們的秩序──就是「生活」。

生命本該是這樣，便民超市裡提供各種需求的商品，沒有的便自己想辦法。昨晚打包回吃不完的東西，我們便想辦法找了繩子與重物，相繫而掛在窗邊保鮮；而我終於找到紙箱，塞在空盪盪的鐵櫃裡，至少，整理出一點上下的空間秩序。很有意思，無中生有大概是在宿舍裡最有意思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