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天前，我從台北一大早坐著客運，搖搖晃晃的慢速前往嘉義。為的是採訪一個故事，原先計畫真正拍攝真實情況的人事物，以紀錄片的形式。但由於種種原因，改以B方案進行。新聞事件成了一個發想的起點，改以劇情片的方式呈現，那是一個台灣小角落的小故事，卻真實反應這大社會下，「媒體警察法律政策社工善心人士等等」簇擁而上的情景。而他們，住在稻田中的貨櫃屋裡，沒有隔間沒有衛浴，全家人窩在一起的生活著。
出發以前和導演討論幾次，看過各家頭條很多份，照理說我應該很清楚他們的處境了；新聞已將近一個月了，好不容易他們回歸到平靜的生活，我多麼害怕他們會拒絕我冒然的出現。先前，我只和女兒聯絡，而貨櫃屋是突然的。女兒回家前我先拜訪他們「家」，那客廳就在門口，這對夫妻很熱情的招呼我，很客氣的與我說目前的狀況……。其實我相當清楚，在工作的使命內，我就來這樣一次，這一次得訪問、得拍照，然後發展企畫……。
但我何德何能，又什麼立場要人家翻開往事和我說？忙了一整天，因為住宿問題，我可以在末班車前搭著高鐵飛快的回到台北溫暖的家中，高鐵在衝，路燈在往後跑，夜奔回家的路上，我卻無法抽離整個白天的心境。是記者或者情報員，我走了，他們卻仍在那貨櫃屋的家裡，面對屬於他們的問題，而我卻這麼快速的走了。
我走了，我仍擁有我爸媽給我的資源。而他們在頭版上的影像，媒體所書寫的溫情社會與刻苦生活。
紀錄片給我的教育，從蹲點中發展一種與人的關係，然而就這麼一次，我搞不清楚我在那幹嘛。回家後，我反覆聽著錄音檔中一天的對話，筆記本上混亂的文字，所謂的問題意識太有目的性，聽不見關懷，只剩下奪取與唐突…，就這一天，到底我憑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