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24日 星期五

重述我的父親


小學時期,有很多八股的作文題目,穿插在不同年級和配合不同節日之中。比如:我的志願、我的座右銘、影響我最深的人、……、我的母親,當然,還會有──我的父親。這種題目看似好寫確不易下筆。小時候,我會預設老師喜歡有發展性的內容,而一篇好的「我家人」,除了文情並茂,還得具有真實案例,像是:每到夏天,爸爸會陪我爬上鄰居家旁的芭樂樹採芭樂,爸爸彎腰讓我踩著他的背登上樹,……,我們咯咯的笑著,一起在樹下享受果子的甜美與親情,那是最快樂的暑假……。但真實狀況是──我的爸爸從來沒有陪我爬樹的時間,加上他警察的身份,偷摘,更絕對不允許。小學的我怎麼描述「我的爸爸」,卻已經記不得了。


記憶中,爸爸總在遠遠那一邊……,那一邊是和其他人的爸爸所不一樣的。下雨天,爸爸不會來送傘或接送我們;忘記帶作業時候,也只能自己想辦法,和老師說一聲抱歉。與其說他不能陪我們玩,不如說,爸爸他太忙碌了,他的生活與生命,已經緊緊和工作扣住了。小時候和爸爸的影像,大多在上班地點的附近,隨著爸爸調度職位的單位鄉鎮而改變照片的背景。總兵署門口,有爸爸替我們三姊妹合照,當時警察所還在金城的清總兵署裡;爸爸任命於烈嶼警察所時,媽媽帶著全家坐船到小金門,於警察所蔣公銅像蹲馬步前開心地比Ya的照片,那是很特別的島內移動經歷……,緊扣爸爸幾乎沒有假日的執班場域。大約十五年以前,警消尚未各自獨立,爸爸還是警察,由於職務的關係,經常在所內值班。一周大約有五天不會在家,剩下的兩天是爸爸回家一起吃飯的日子,雖是「團圓日」,但當時我們會很緊張,因為爸爸總是嚴格規範我們的言行,那是他的教育方式,也許也稱做家教,但更甚我想是他成長路徑內化成他的價值觀。自從爸爸從高中畢業後,即進入中央警官學校(今警察大學),那時他才十八歲,而十八歲往後的日子,就這麼泡在軍警的生活之中,威權體制的時代,警察、軍人學校以高標準教育並要求這些未來將任命保護人民的子弟們。爸爸承襲著這番教育,並落實於他的生活之中,而這也是我所謂的內化到他體內的各種道德標準。爸爸在警察所的日子比在家的日子還要多,身為警察的身份與父親的身份卻難以清楚切割,所以他提醒我們吃飯時椅子只能坐三分之一,並且腰桿挺直、必須以口就碗、手肘不可以撐在桌面上、夾菜時不能越過其他盤菜、口中還有食物不能說話……,但當然調皮的孩子怎麼可能一一遵守,並時刻記在心裡,我們就是不斷的偷偷踰越界線,三分之一與三分之二是在桌面下的事,做為一種出口,孩子會挪移自己的邊界,就是不願妥協……,但其實也跑不了多遠。

很久以前,在那個還沒有大哥大的時代,爸爸有BB call,扣機在當時真的非常拉風,媽媽和爸爸有特殊的暗號,「8857」是指要一起晚餐嗎!「1111」是我在找你。小時候會搶著幫媽媽扣爸爸,爸爸的扣機也絕不離身,並非因為我們會找爸爸,而是每當火警或有人撥打119時,爸爸便必須立刻出發,不論他身在金門的哪個角落,他像超人一樣要在最快時間內抵達,為著人民的安全也必須帶領消防隊。到了今天,爸爸手機也總是繫在腰邊,時刻待命並保持警覺,即使他和媽媽正享受著悠閒午後的一杯茶,還是必須立刻切割,趕到現場。

爸爸左臉上有一塊紅色的記號,我小的時候家裡留傳一個故事:爸爸當時才剛回到金門,一次火警,大部份人都逃出來了,唯獨剩下一個嬰兒大聲哭嚎地被遺留在失火的屋子裡,而他的祖母在外面喊得聲嘶力竭,年輕力壯的爸爸使命必達,二話不說衝進火場中,把小孩抱了出來,後來火勢控制住了,皆大歡喜,但爸爸的臉上因為被火燒到,於是留下了一個紅色記號。那是個很神勇的故事,卻是在長大後才知道,那個東西稱為胎記,是打從娘胎就有的東西。神話是必要的,望著它,得以不斷有指標性的象徵,它支持我們前進的信念。爸爸的確很神勇,但卻和那個紅色記號無關:

還是在一次的民房火警,火勢驚人,當時大多數人都脫困了,但在慌亂中神祖牌來不及被帶出來,家中的人很著急,認為祖先的牌位不能被燒到。爸爸觀察火勢,也因為想解決民眾的憂慮,咻地一下子衝進火場,轉眼間就把案桌上的神祖牌全都抱出來,交還給他。每當媽媽說到這裡,便會順道評價那真是多麼危險的行動,但爸爸眼神總透露著讓民眾安心是他的責任。比起抱嬰兒和紅色記號,神祖牌的故事似乎比較不生動,但爸爸的確成是我們眼中的英雄。

將近三十年出入火場的生死經歷,深刻地影響著他。看待生命的來去,倒也使他無法分割工作與生活,以至於爸爸總要求我們的準時、危機意識,雖然總被孩子間拿來當玩笑開,但若不是這般性格的人,怎能將生命全全投注在救人工作中呢?若不是有那體貼的妻子,打理全家,他怎能全心全意首在工作岡位上,並安心工作?而我們的爸爸,為著整個家,為著整個金門,早已將自己年輕時期的夢想拋諸腦後,只剩下為大家服務,在消防與民眾安全教育這塊土地上耕耘的信念。

相信全金門或者整個台灣,要有多少這樣的英雄,就得有多少這樣的家庭在後面支撐著他們,使他們無後顧之憂,獻身給救火工作。打火英雄不只是一隊壯碩的弟兄,更是有一大群人在後面托著他們的心靈,使他們盡心盡力全心奉獻。

這是一篇大概被退稿的文字。 由於某紀念刊物,需要眷屬寫點消防人員的家人的甘苦談。 我沒能寫得甘苦,只好把他當作再次看看我眼中的爸爸。偏偏文字寫得畸形,敘述來得詭異,因為害怕過多的不滿及其情緒加入得太多。於是文章便被爸爸退稿了,他說:你寫得太自吹自擂了,不要好了。 但這確實反映了我對於公開寫一篇給予我對於父親的看法之中的矛盾。
另一篇爸,我回來了是好久以前在新聞台的文字。(新聞台已經找不會更久以前的另一篇了,真是糟糕)

2010年11月3日 星期三

狗屁田野

四天前,我從台北一大早坐著客運,搖搖晃晃的慢速前往嘉義。為的是採訪一個故事,原先計畫真正拍攝真實情況的人事物,以紀錄片的形式。但由於種種原因,改以B方案進行。

新聞事件成了一個發想的起點,改以劇情片的方式呈現,那是一個台灣小角落的小故事,卻真實反應這大社會下,「媒體警察法律政策社工善心人士等等」簇擁而上的情景。而他們,住在稻田中的貨櫃屋裡,沒有隔間沒有衛浴,全家人窩在一起的生活著。

出發以前和導演討論幾次,看過各家頭條很多份,照理說我應該很清楚他們的處境了;新聞已將近一個月了,好不容易他們回歸到平靜的生活,我多麼害怕他們會拒絕我冒然的出現。先前,我只和女兒聯絡,而貨櫃屋是突然的。女兒回家前我先拜訪他們「家」,那客廳就在門口,這對夫妻很熱情的招呼我,很客氣的與我說目前的狀況……。其實我相當清楚,在工作的使命內,我就來這樣一次,這一次得訪問、得拍照,然後發展企畫……。

但我何德何能,又什麼立場要人家翻開往事和我說?忙了一整天,因為住宿問題,我可以在末班車前搭著高鐵飛快的回到台北溫暖的家中,高鐵在衝,路燈在往後跑,夜奔回家的路上,我卻無法抽離整個白天的心境。是記者或者情報員,我走了,他們卻仍在那貨櫃屋的家裡,面對屬於他們的問題,而我卻這麼快速的走了。

我走了,我仍擁有我爸媽給我的資源。而他們在頭版上的影像,媒體所書寫的溫情社會與刻苦生活。

紀錄片給我的教育,從蹲點中發展一種與人的關係,然而就這麼一次,我搞不清楚我在那幹嘛。回家後,我反覆聽著錄音檔中一天的對話,筆記本上混亂的文字,所謂的問題意識太有目的性,聽不見關懷,只剩下奪取與唐突…,就這一天,到底我憑什麼…?

2010年10月3日 星期日

微笑的蔣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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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金門的第一個早餐,我騎過金城車站,十多年前民生大樓的新建,車站的翻新,唯一不變的是站在圓環高台的蔣公,紅褐色、帶著紳士帽、持著拐杖,微笑著面對金門最熱鬧交通最車水馬龍的民生路與人來人往的民眾。金門特殊的地理政治背景,使得蔣公銅像林立卻不見在去偶像時期移除,亦同成了與隨處可見的戰鬥標語、碉堡一般,為金門保留歷史的有形體。

人來人往世代交換,20104月起中國大陸舉辦了熱熱鬧鬧的上海世博會,201011月台灣也將開啟聽障奧運後的另一盛會─國際台北花博會,如同國際盛會般整體包裝也包含了行銷台灣觀光景點(當然這是台灣目前的「觀光迷思」,深層來說台灣人對本土的意識似乎並不那麼重要),台北市大同區、圓山區進行大規模的展館重建,當前附近也陷入交通黑暗期,所幸市政府對於通往北美館替代方案尚有進行;都市更新、水岸景觀是刻不容緩的市容重新上妝秀,一切看起來不足說明「好台北市」的還是盡量剷除翻新吧!街頭豎立起各種文字造型的植栽,作為宣傳圖樣,有文字如「2010台北花博會」、中山北路民族東路路口還有大型籐編蟲類在四個人行道出口處,來往路人彷如闖入原始叢林般。

而在回到金門,以為就這麼遠離台北中心嗎?難得的盛會當然不能僅行銷台北,「台北」只是相對於國際,無法明著稱台灣,台灣各地都需要配套以活絡觀光,於是在最重要的民生路上,掛起台北花博會的巨幅宣傳海報,作為地區觀光的行銷,公家機關縣政府前通道、工務局轉角處也花團錦簇,以綠美化之名的植栽硬生生種在離島的土地上,而蔣公圓環也處於都市植物之間,蔣中正先生彷彿站在叢林頂端。也許為了配合中央的國際活動、或響應世界的綠色概念,金門公式化的被套入同樣的模式,放棄原有的自然景觀,砍伐樹林擴建馬路,以進行所謂「都市更新」,不知地方政府單位是否有意識關於金門植物的特殊性、景觀的與眾不同?或者這些文化語言僅在行銷金門觀光時才被喚起?

辦活動重點在「他者」看見「我們」,在整個過程中何嘗不是個好機會讓「我們」看見「我們自身」呢?積極地向「都市化」條件靠齊,會放棄了自我嗎?對於中央,除了配合我們能有怎樣的自覺與自主性?

追電影



 

為了追電影,四個多月前我跑到台中看董振良的49+1影展;二度,我飛奔趕往台北‧金門2個城市影展。董振良從青年時起,便以紀錄片去說那無法割捨的家鄉─金門,從炮戰、民航機的航班、人物誌、國家公園、高粱酒、電影…,他正是那離不開家鄉的人。從國中畢業起身體性地離開,卻怎麼也無法拋棄(漠視)滋養他成長的家。



老實說,他們都不是太好看的電影。無論就手法畫面或描述方式,但依然燃起了些小火苗,也許是導演深耕在這塊土地上吧!?



《離不開台北》[1],很長篇幅在描述幾個來自不同原鄉的女孩的相遇及其對某種包袱的因應之道,在某個面向上,似乎同樣反映了董振良的家庭─更甚擴大至餵養他長大的家鄉,所化不開離不去的大石塊;家庭對我來說同樣也是那個怎麼也難以解決的糾結。曾經花了很長時間在與某種觀念和關係上拉扯,聽話太順服、抗衡太粗暴,之中的哲學難以簡化成二元空間位置的選邊站,這麼多年下來也學會了在之間游走,有些話題不該說,偶爾卻得從察言觀色中偷偷釋放出來;很多事情是禁忌,長輩們卻並非不知情,我學著在一團煙霧彈中蒙混觸碰社運,將大人相信的菁英條件與社會經歷掛勾…。然而原以為自己走在那截然不同的道路,並洋洋得意時,眼光順著腳邊影子看過去,才發現這影子混著濃厚的家庭長成背景。其實怎麼也逃不了,在堅決不捧鐵飯碗的同時其實擔憂生計,瀟灑僅是在一種對立下所反映的假象。家庭的壓力是那麼的大,董振良說要完全放下很難,而我卻正向的希望放不下的,就帶著走吧!舊時代的貪官汙吏、軍管時代的後遺症、街頭巷尾的說三道四、小小的大世界觀,那些我們恨之入骨的汙泥怎麼也是養份呀。董振良和學妹之穎都說了,福利過多生活優渥又輕易的時候,大家都變得軟趴趴了。是呀!前陣子看見顧玉玲的文章,很是感慨。內容大致上是說她年輕時期在立報做秘書,立報身為一個草根性強有社會意識的刊物,還是讓印刷部的工人們有不少被壓迫之實,報社記者秉持報社宗旨與精神,於是便替他們向老闆發聲,多次之後,工人變得懶洋洋,因為他們相信有力量的記者會幫助他們。意識到這樣的歷程多麼重要,若是我們所憂心的,是島民處於有酒有福利,其背景是戰地、離島、金酒公司命定該給予的,那麼居民的性格最終就是指向一種無為,一種不做什麼也能定時擁有該有的一切。



我想,陶花源開始進口多元資訊時,衝擊勢必會出現,但這也是需要去正視,然後發展自己的另一種聲音。



董振良的電影很特殊,以前看《單打雙不打》會睡著,敘述總是很冗長,也因為話題總是很嚴肅,他試圖翻轉另一種歷史,沒有耐性的我怎麼也看不完,沒有相通的種子難以發芽。而這部《吃電影的人》[2],董振良挾帶數部大師經典畫面,交錯他與電影、戲院與時代的轉變,操著閩南腔的國語,樸實的旁白描述自己的電影成長史。在我心裡,卻長出我對於地方發展的期待:15年前中正國小對面的金聲戲院是陪伴我們每個兒童節的好地方。1996年左右,戲院要夷為平地,改建成象徵著都市現代化的百貨公司,據說還有地下一樓作為超級市場。一點不捨,很多的期待,年幼的頭腦對於未來懷抱著大大的美夢。當時並不知道,傳統市場的攤販有人情味,光鮮亮麗的百貨夢其實僅是美麗的想像,都市該如何更新,更新與保存抑或重建活化再利用,原來在現今這麼的具爭議,一塊土地開始喪失他的歷史,知覺也才逐漸啟蒙。



悼念是消逝之後出現的,在真正死亡以前,還能有些行動喚醒或紀錄時,董振良一直做一直在做。那些經典名片,轉換成另一種大量敘述的手法,鋪陳在影片中。彷彿他的喃喃自語一次又一次可以轉成誦經式的力量,愈發大聲。他的影像並不漂亮,講述方式一點也不主流,站在孤獨的戰鬥路上,董振良如何面對自己?



無論如何,我還是願意為他加油。並且始終相信,那無法割開的情感,並不會因為暫時的告別而消失。那將會繼續在下一部片子下一個行動中持續發酵,因為離不開的早已滲透進我們的血液。













[1] 紀錄片/導演:董振良/2002年/56分鐘/DVcamCOLOR







[2] 紀錄片/導演:董振良/2010年/68分鐘/HDVCOLOR


2010年8月28日 星期六

微笑的蔣公

[文]王冬冬

回到金門的第一個早餐,我騎過金城車站,十多年前民生大樓的新建,車站的翻新,唯一不變的是站在圓環高台的蔣公,紅褐色、帶著紳士帽、持著拐杖,微笑著面對金門最熱鬧交通最車水馬龍的民生路與人來人往的民眾。金門特殊的地理政治背景,使得蔣公銅像林立卻不見在去偶像時期移除,亦同成了與隨處可見的戰鬥標語、碉堡一般,為金門保留歷史的有形體。

人來人往世代交換,20104月起中國大陸舉辦了熱熱鬧鬧的上海世博會,201011月台灣也將開啟聽障奧運後的另一盛會─國際台北花博會,如同國際盛會般整體包裝也包含了行銷台灣觀光景點(當然這是台灣目前的「觀光迷思」,深層來說台灣人對本土的意識似乎並不那麼重要),台北市大同區、圓山區進行大規模的展館重建,當前附近也陷入交通黑暗期,所幸市政府對於通往北美館替代方案尚有進行;都市更新、水岸景觀是刻不容緩的市容重新上妝秀,一切看起來不足說明「好台北市」的還是盡量剷除翻新吧!街頭豎立起各種文字造型的植栽,作為宣傳圖樣,有文字如「2010台北花博會」、中山北路民族東路路口還有大型籐編蟲類在四個人行道出口處,來往路人彷如闖入原始叢林般。

而在回到金門,以為就這麼遠離台北中心嗎?難得的盛會當然不能僅行銷台北,「台北」只是相對於國際,無法明著稱台灣,台灣各地都需要配套以活絡觀光,於是在最重要的民生路上,掛起台北花博會的巨幅宣傳海報,作為地區觀光的行銷,公家機關縣政府前通道、工務局轉角處也花團錦簇,以綠美化之名的植栽硬生生種在離島的土地上,而蔣公圓環也處於都市植物之間,蔣中正先生彷彿站在叢林頂端。也許為了配合中央的國際活動、或響應世界的綠色概念,金門公式化的被套入同樣的模式,放棄原有的自然景觀,砍伐樹林擴建馬路,以進行所謂「都市更新」,不知地方政府單位是否有意識關於金門植物的特殊性、景觀的與眾不同?或者這些文化語言僅在行銷金門觀光時才被喚起?

辦活動重點在「他者」看見「我們」,在整個過程中何嘗不是個好機會讓「我們」看見「我們自身」呢?積極地向「都市化」條件靠齊,會放棄了自我嗎?對於中央,除了配合我們能有怎樣的自覺與自主性?

2010年3月31日 星期三

鄉愁在哪兒?

像中邪似的,把戀戀風塵想成悲情城市,某晚的優閒看起了侯導的經典電影。
什麼九份情懷也沒體會到,看著火車過隧道與山頭綠意的轉換,

「也許這是九份以前的樣子吧?」這麼按捺著。

接著在劇情中忘卻了他該是哪個山頭鄉村的故事,鄉愁逐漸被勾引出來,青梅竹馬間的情懷,一種相互陪伴無關乎愛情,卻這樣舒服;在外頭打混的同鄉工作之餘的嘻鬧,那樣習以為常的溫暖;然後父子難以親密,可是在遞菸與酒杯中暢飲,好似他這麼認定兒子長大了。我喜歡李天祿做為阿公,送孫子去當兵,沿路放鞭炮,告訴鄉里人「我孫子長大了,要去做兵了」,暫且把為國家與當兵擺下,為期兩三年的服役期間,似乎把它看做是這麼重要的一件事情。

對於很樸實的常民情感,在這快速交通與時間上的縮短,當兵沒那麼令人重視了,到都市工作也不用費盡心思買禮物回家鄉,那張畫得不精準的全家腳掌尺寸的紙張,多麼勾動人心。然而台北的東西哪兒都有了,回家變得容易了,工作薪資再也不需要同鄉將鈔票帶回去,ATM就在方寸之間,我們的情感剩下在哪兒?
純樸的關係很動容,吃完飯在鄰居家喝醉酒到隔天,搬石頭做為發酒瘋的對象是他們為鄰里皆知形象,這關係好緊密,可現在人的家只在那水泥建築之內,空間很緊密,卻逐漸喪失的是呼吸與接觸的溫度...。

阿遠當兵的橋段中,那一代一代,仍要說說下一代的不夠努力。自視好漢永遠提著當年勇,金門在八零年代兩岸冷戰對峙時期,仍是最不情願的金馬獎之一,也真是讓情侶們拉遠距離看盡關係,毌怪重返戰地對多位友人來說是這麼驚嚇的行程...。

小川洋子的秘密結晶的社會寓言中(在此我把它看做寓言了~),似乎那純粹的情感,也逐漸消失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