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

樓上的馬伯伯走了，心肌梗塞，過世了。

我已經到了一個身邊長輩一一離開的階段，儘管如此了然，卻仍無法不在他們走後，哀悼，想起那些最後的幾次交會時刻，當然還有初次見面的那些時候。

最後一次看見六七十歲的馬伯伯，還是在地下室，他臉色紅潤的依然錯認我為妹妹，向我推薦他學校的小提琴音樂會；幾年前他老和我說八二三炮戰，如同那些老兵，最後卻是這麼突然的走了。

最近朱立倫對十四張路段的強行徵收與抹除，現在已幾乎推平了。那條清幽的小路，大概是台北最有鄉間味的地方了，竹林農田把整條路壓得很小，再更深一點有民居，每每從喧鬧的大馬路拐進這邊，溫度會驟降1-2度，可是我知道家近了。好像早期雪隧尚未完工，走北迴或者北宜公路回家的宜蘭人看見龜山島那樣。在黑壓壓的小路上，我從不知道路的兩旁腹地有多大，直到這麼快速的拆遷與推平後，15公頃的概念才還原成眼見的，怪不得，他們動作要大成這樣。平地留下許多痕跡，荒涼、瓦礫、折斷的家具、娃娃…那些帶不走的。孩子也要長大，看見政府並不為他們的家有更大的情感。

馬伯伯的拉風機車還在地下室，外加的後車廂上貼滿反光貼紙，有如經常出國巡演的吉他盒上的各式貼紙，他其實是很小心的人吧。而最後一晚應該還下著雨，所以馬伯伯的雨衣還掛在機車上。

每每回家與離家，我都要看著他的機車，與遠離剩下瓦礫堆的昔日家園。

十四張的一點殘餘

迫遷，一再的發生

迫遷，如同不平的路面般，每跳動一次便提醒著這普遍性。

不理會還是可以繼續向前，只是路一直都不平，我們下一次會再次被震醒。

在台北，我所居住的「住宅區」是被規劃至安全區域的範圍內。然而整個台灣的都市更新計畫與區段徵收為了土地重劃的那些「居住地」處境卻大不同，住在十四張、溪洲部落─這些離我很近的人們，卻無法有力量與選擇的能力。

近年來政府與財團從窮人與弱者手中掠奪土地，為了著偉大而進步的都市假象爭取一分又一分地。

昨晚下了整夜的雨，天空都青了，下午乘著電影前的悠閒時光，踏入那個每天經過有七八年，卻從不敢關心的十四張。 

竹林中處處有驚奇

乾在防潮箱裡的單眼，重新被裝上電池與一年前拍到18張的底片，我們在農路上拍長滿路邊的姑婆芋葉子，還和妹妹調侃著一位日本友人在東京沒見過宮崎駿動畫龍貓裡拿的那個「傘」，我想東京太過都市化吧，所以不太可能有這種潮濕陰暗的植物。

我們不小心闖入充滿狗叫聲的紅磚三合院外，大晴天庭院裡曬滿棉被與衣服，很習慣這種曝曬法，和家鄉金門一樣，在那裏我們所有衣服都能曬到太陽，媽媽也總是教我得在太陽下山前收好，陽光的味道便能收進棉被裡，有如咒語般的智慧在都市裡卻用不上；台北並不時時晴天，我們也難以找到一片空地曬衣服，那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三合院的主人是建商，在新店十四張住到第八代了，他熟門熟路的說其實我住的地段以前也屬於十四張。

噢！原來我某部分也和你們是一起的……。

從徵收線回算7米，三合院可以安全的留下。我們從小農路原路退回，往下一條農路，通往這即將拆遷的聚集地，一旁農地種著空心菜、青江菜、絲瓜棚彷彿他們仍然住在事不管己的桃花源，然後一眼望進土地公廟，早已掛滿抗議布條，政府無法安置得當、合理賠償，午後的廟口坐著不少老人，坐在那從家裡淘汰的沙發籐椅上，廟口既是信仰所在，又是家裡空間的延伸，而現在還多了討論被徵收的十四張路段集會所在。

帶不走的家

他們不願搬走，除了外頭約莫十多戶已經自行清空，並請怪手推倒他們的房子……，穿過家祠與廟，我們與一群（疑似）官僚的人們錯身，他們西裝鼻挺掛著吊牌，似乎在討論被指定的古蹟搬遷一事；接著我們經過一座小橋，然後錯縱複雜的村裡，遇見六歲的小妹妹，她裝得很怕生卻又大方地讓我們拍照，最後一路領著我們到她家，複雜的農田住宅交錯的空間裡，她顯得很自在，一邊拐彎一邊介紹，笑著說這是她家的田、哪邊要拆了、然後打開紗門要我們進去她家。顯然這六歲，住在都市邊緣的孩子，一點也不事故沒有警界心，從來沒人和她說不能對陌生人太熱情。我想起來自鄉村的我們也是慢慢被騙到大，才變得緊張兮兮。

吳小妹

吳小妹家的曬衣場與菜埔

矮房屋群是看似混亂堆疊的「住宅區」，總在決策的最終點，不，應該是執行的首要開砲點，這時候才被提起。安置啊！賠償啊！鄉野氛圍啊！都先置後去，大概，在他們身上最好解決，以為用錢就能打發走，可是關於搬家呢，並非人人都嚮往高樓與電梯華廈的。

吳媽媽，廈門人

小妹妹的媽媽是廈門媳婦，她正在移植一株小的萬年青，到一個大的盆栽裡，希望它在足

夠的空間中長大。她說，她喜歡住這裡，雖然落後，但每當她少了醬油還可以去敲門；她住在公寓裡的朋友曾在家裡剁雞，卻因太大聲而被鄰居按門鈴；她回娘家一周，即使不鎖門都不用擔心，鄰居都太熟了也會互相看門。女兒長期穿梭在鄉里間，從小便會去幫鄰居的忙，難怪，即使是我們這兩個陌生人都讓小妹覺得安心自在。我看著六歲的她撐起掉在地上的衣服，如此自然而然的動作，卻不失純真的笑著，多好。

在我居住的中產房子中的孩子，七歲吧，卻得等到上了小學才有機會學習與他人相處，否則

圍繞在他身邊，只有疼他寵他的祖父母們。

人我關係在新社會中如此退化，那麼弔詭。

這是埋藏在都市背後的隱喻嗎？

我自私的希望，竹林路永遠是我接往市區的中間過渡，它讓我不至脫離故鄉的鄉野太遠，但我更希望政府再一次又一次對於都市的想像可以破滅，而有所讓步，所謂社區，只是在高樓旁規劃出一定比例的綠地與公園；而人際間的互動全然犧牲。而他要做的只是推倒平房再切割適當百分比的空間，未來，我們將聞不到泥土味，看不見姑婆芋，因為完美的都市綠的會重上新的植栽，鋪上台北草，留下整潔的空地與便捷的交通，對了，還有一群失能失感的都市人。

樹叢裡秘密的一道門，像超級瑪莉裡的秘道

我想，我只是基於對「生活空間與條件」的渴求。


相關資料
http://www.taiwanroot.org/news.php?id=193

未來捷運圖

PS.十四張是三環三線工程的預定地。

關於，迫遷

開學了，這次搬到一個光線、通風、空間都還行的房間，而且令我舒適的是房東很隨意，像是鄉下人那種。他黑黑的，5.60歲人，古意古意的，收了我半年的租金和押金，但因為手上沒有紙筆，非常隨手的拿了上個月用來公告水電費的紙張背面，寫上：茲收到王苓房租及押金XXX元。回到我們在鄉下和人交往的那種方式，法律的白紙黑字比不上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就像阿公阿嬤的待人接物，即使被騙了，他還是願意相信下一個彼此的倫理關係。

自從「簽了約」，房東出國回來後還沒找我，電視也還沒搬來給我。

在百無聊賴的夜晚裡，仲介來電了，因為房東轉移了，成交了這棟房子給下一位房東，電話裡大概是要和現有的房客協調整修屋子，看我們願意搬走或者留下被施工聲音吵之類之類的……。

這年頭裝潢要新才租得出去吧?!

要多新、要多前衛、要有仲介出面和我們接洽……，別了舊房東新的屋主好現代，才剛結束開學前兩周的渾仗，一切才開始再熟悉台灣的學校生活，必須再次面對這個不安的居所。

我從洩氣的床上起身，換上慢跑鞋出門了。

窗景，僅次紀念工業區般的第一間房間

模糊的視線中，我在操場上跑著，單純地向前跑：從兩年前在校外租屋的途徑就是一直不得安寧，第一間在中山路邊上的房間很大很大，光線很好，第一天睡覺便在五點多驚醒，畢竟中山路是省道，同時是條正在蓋機場捷運線的快軌，我嚇跑了，留下三千塊押金和那塊有草味的塌塌米；搬到第二間房子，這次房子很安靜，沒有清晨呼嘯而過的大客車大卡車，我通常一路睡到中午，因為找得很匆忙關於房子我只在乎噪音，這是一間沒有光線的房間，位於後巷，我常調侃這個住處可以做為台灣家庭關係的田野觀察，從早到晚樓下的一家人會溫馨的一起吃飯、媽媽會罵小孩不認真讀書、餐前我可以清楚聞到炒的是高麗菜或空心菜和鍋鏟碰撞的聲音。搬走前一天，集中住宅的大學生還上演了叫床秀；後來我搬到前巷，有了一點光線，通風極好，再也聽不到別人家要煮什麼，只能從機車發動待速與熄火的聲音知道大學生的作息，當時我有個正在寫論文的鄰居學姐作陪，我經常去那裏串門子喝茶喝咖啡。

最後，學姐畢業了，我搬進她這間大屋子，以為終於可以結束這三遷四遷的不定之路。

然而這次的感覺更安穩，改變的通緝令也來得更快了……。

伴隨著操場中灑水養護草皮，每跑一圈就要在下風處享受著綿綿細雨，多麼詩意，我想不論怎樣，還是得迎著它吧。

你也莫可奈何？

南方週末：”倒賣”學生工─富士康”團購”職技校批發

富士康：不是內遷，是擴張

一早看了兩篇關於富士康的報導評論，很驚訝在中國，富士康永有如此大的遍及範圍，從沿海往內陸去，包山包海的行徑加以技職體系的學校制度與省政府為大力招引這可以解決幾千幾萬人就業的企業龍頭，整體的配套措施，擴展的觸角已經不僅是地理上的問題，在工業、商業、政治、經濟的各項考慮中，有如網子一樣的灑下，如同富士康員工宿舍都有一張的網子，再也無法藉由跳樓達到抗議或逃逸。

在大陸，接觸到相當多忙碌于實習的學生，因為就業的生存考慮，使得「讀書」再也不純粹，與工作相關的指向性更強烈，透過實習更能迅速與未來工作接軌，不論是所謂的社會（職場）實踐，或儘早與工作單位打好人脈關係。而這裡的「實習」和我們過去的用法不太一樣，在臺灣，實習通常是為了學分的考慮，所以師範學院有教學實習（實習老師）、工商業界有企業實習、醫學院學生需要做實習與見習醫生、心理學學生要到學校醫院等做諮商、臨床實習（全職或兼職）等等，學生得有工作場域的預先接觸，要有督導制度，最後也將獲得學分，實習以學期或學年為單位來計算。所以實習單位也必須先獲得學校與教育部的認可，和所學專業是必須接軌的，它聽起來更像是一種學生的修業責任（與義務）。

臺灣大多數實習基本走向不支薪，甚至得付給學校學分費。比起大陸學生，臺灣學生的實習聽起來較不甘願；但我的另一種感覺，是大陸學生的莫可奈何，因為社會處境的壓迫（先得有企業工作經驗或者工作機會的競爭，必須展現得更積極）、同學間實習狀況頻傳的擠壓（在心態上，若沒有實習只有專心上課意為著你要繼續往上讀書，那麼沒有讀博打算就得先找好工作，做為銜接）。

在這種「就業壓力」下，很少有人能夠安然的讓自己做一個單純的學生，學習自己在大學四年、研究生二三年所要追尋的；這陣子我在外地玩耍所認識的大學生們亦然，大二以前還能玩玩社團，接近大三便得趕緊找實習，這個「趕緊」更脫離一個學生的「學習」自由，作為學生幾乎沒有浪費青春的空間。

相當普遍的情況，擴散在高校生以下的族群。

兩周前到煙臺見了一位臺灣朋友，是富士康台幹，當晚我參與了他們的員工聚餐，與一桌台幹（臺灣幹部）、中幹（中國幹部）聊著天，台幹抱怨著沒有假期，人資部門的中幹說她如何利用自己的溝通手腕，讓來請假的員工縮減自己的病假期程。

社會病了嗎？

富士康在十三連跳後，設立關愛中心，卻必須上下交相賊，領導卻相信診斷證明是買來的，整串生態鏈似乎勾連得好好的，然而現在跳樓卻又會被天羅地網給包住，只剩下離職一途，無從以生命結束的方式作為抗議的表現。

南方週報裡敘說著：自認不會讀書的人進入技職體系，校方與省方，將這些「人力」塞進龐大的富士康集團，好換來省的發展校的補助經費；省單位利用就職率人口，當成招攬（並大力歡迎）「富士康」（或其他企業）到省內設廠增加就業機會……；工廠進行毫無專業的「職業工人」培訓，使得技職學生無異于透過一般管道進入的工人；那些暑期「成功」招攬新生的學生獲得500元所費，學校是仲介，對於學生的培養只剩軍訓周，還能收取一筆「實習管理費」。

農民子弟企圖逃離農民工命運，卻逃不出職場與社會的形變。

富士康、那些大學生、職校學生只是一點代表性的樣貌，它同時反映了中國社會的集體壓力。如果社會是一張複雜又緊密相連的網、包夾的煉鎖，那麼你我的一點小掙扎，可能逃脫或抵抗嗎？有機會擺脫天真卻又不遵守排山倒海的潛規則嗎？

第一次到農村走一遭

因為意外，而走進中國的農村裡，這是個從江澤民故鄉而大噪的「江灣」，附近幾十個個村子而成，有「中國最美的鄉村─婺源」稱呼的帶狀景點。因為她的徽式建築與周邊的自然景觀與植被，成了一幅美麗的風景。

婺源並非傳統的農村，而是在中國這幾十年來以觀光做為另一種產業下的產物之一，有幸在此時進入，並發現這裡在本質上還是農村，在成千上萬的遊客湧入後，悄然質變……。十多個被旅遊公司承攬下的村莊與流水瀑布鐘乳石，得靠著一張一卡通聯票才得以進入，遊客可以選擇乖乖買張IC卡，或者坐著當地人摩的逃票進村內，甚至乾脆不走「景點」，去看看那些尚未被開發與承攬下的自然村。

對我來說，在觀光與農村「共存」的衝擊，是逐漸積累而成。原先婺源的經濟作物是種作與種茶，在三四月間放眼望去所能見到的油菜花田，收割榨油後僅供農家使用卻不足以賣錢；但滿山遍野的黃色花朵與白牆青瓦相映下，卻意外成了另一種掙錢的渠道，經由觀光的介入，農家轉行從事「農家樂」（台灣稱為民宿），在大陸，農家樂通常由住在農村的居民將住家騰出空間，提供農家菜與住宿的服務，遊客得以有體驗農村的日子，成為觀光化農村的另一種生財機會；在台灣，民宿主人可能是退休老師、警察或不同職業，甚至是從都市逃逸到恬靜海邊的年輕人，民宿有時有主題，可能在海邊化身一艘大船、房子鋪上乾草堆做屋頂、甚至是爬滿藤類植物，或者是設計公司樓上空出的幾間房間，我得承認有時候民宿搞得太小資了。農家樂雖然樸實，卻比較能還原真實的生活樣貌，當場景換到海邊，招牌就改為漁家樂，漁村裡的海產全成了漁家主人為你準備的桌上佳餚，若想感受在地，是蠻好的選擇。

在婺源的有一天，我們密集跑聯票上的景點，那天中午才進村口，三個5.6歲的小路霸擋在路口，一個躺在廢棄水槽裡，看見我往村裡拍照，便大喊：「拍照給糖！」「路是我們三家做的！」幾位遊客好心掏出包裡的糖和餅乾，他們奪走，並要我把傘留下給他們，最後踹了我的鏡頭；一段路後，又遇見兩個安靜的小女孩坐在巷口，對我說：「拍照給四塊！」（想必是臭奶呆講十塊講錯），我淘氣的問：「我給你五塊你找我一塊，好不？」小女孩傻了，沒回話，過一會帶著他妹妹逃走（雖然很迅速地又被我拐回來）。

關於這些討糖要錢的孩子，是不是在大量觀光客以為買了聯票，就肆無忌憚掠奪影像與空間，我所說的空間，是在思溪延村遇見的另一個故事……。

那天午後，我和同行者學姐走入安靜的巷弄間，享受安靜的農村，才坐在一旁石椅條上發呆吹風，導遊與大聲公領著大批的遊客湧入，機哩瓜拉的介紹著，一下子劃破寧靜，這幾天只要經過導遊帶的大小團，我們會立刻逃走，透過大聲公理解的景點更像是一種地盤的宣示，原本的住民無所逃逸，只能同樣承著商機搭起攤販，賣明信片、木梳薑糖、艾草糕等等。當我麼走出村外時，幾位遊客與我們錯身，他們口中大聲嚷嚷：「這村子沒什麼好看的～」。

由廠商規劃的景點，藉由買票而進入，而遊客的入場卷是否得來既快速又容易？遊客不與在地的村裡人直接對話，因為有付費，所以被許可。可這三方關係中，誰拿到錢，誰又被允許，遊客在這樣的sightseeing中看見了什麼？大勒勒的走進走出，就是旅遊嗎？

這樣的情況的旅遊，比起都市在農村裡顯得更清楚。

小橋流水的人家的成年子女，依舊在全國各省打工，他們的孩子留給祖父被照料，孩子臉上掛著鼻涕相當純樸，他們也仍然在溪邊洗衣殺雞洗菜，延續從老祖宗起的生活樣態，外人的進入本來就是一種衝突，如同那些帶著排放黑煙的大巴士闖入鄉間小路中，進退不得那樣……。

「主體喪失不互存，是相當可怕的。如果觀光本身只意味著嚐鮮，嚐一個他人的鮮，那活村落只是一個活靈活現的呈現原貌，卻無法彼此共存，這種觀光有如速食般，快來快吃，拼個足夠的數量，如同通票上給予的聯票景點，不是A對B，而是多了一種中介C，A與B的斷裂，多麼可惜，多麼粗暴……」～一小段隨筆～

然而，我所看見的國內旅遊，還需要投入更多對於他者的尊重。

延伸閱讀：婺源，據說是最美的鄉村＆婺源。人

關於勞動的一天

這是勞動的一天。

早就聽過台灣建築師謝英俊，他顛覆解構蓋房子這件事。一九九九年九二一地震後，原本牽涉到力學與專業能力的建築房屋，謝英俊建築事務設計簡單的工法，將「專業化」降低，企圖使災民與志願者以自行力量重新組裝家園，同時重建被天災給分崩離析的土地、家人。後來的汶川玉樹地震、八八風災，也是以同樣的理念參與災區。

近一個月，謝英俊的建築展巡迴到北京了。在台灣從沒機會跑到南投或金鋒鄉之類地方去看看那些由人民自己架起的屋子及新生活空間。在展覽最後一天，趕緊到雍和宮附近的方家胡同裡看展覽。

原來，謝英俊不只是協助災民，還有寶藏巖那兒的帳篷劇、宜蘭礁溪的劇場、台東金鋒的活動中心、宜蘭某鎮的後巷閱讀空間、河北定縣的農業合作社……等等地方。重新創造關於家的空間與價值再現。

從人們對「家務勞動」的投注，增加／強化對於家的情感。即使這個文件展很安靜，也到了尾聲，卻止不住興奮。

 情緒延續到那個天氣晴朗，國槐充滿的胡同裡，關於另一起勞動激情！

我們的午餐─炭花烤羊腿。

將近三斤的羊腿，還在秤砣上時就顯出他的原味─鮮嫩的粉紅色。

師傅烤得差不多後，便替我們上炭火，接著精彩的烤羊腿跟著端上桌，興奮之情全反映在拿起刀叉對羊腿的（偽）庖丁解牛上，我們切得上癮、吃得流淚。每一塊外表咖啡微焦而內部鮮嫩帶汁的羊肉，都令我幻想北方的羊兒在大草原上，吹著舒服的風，低頭吃著草，很寬闊得舒服，因而羊肉那麼的彈牙。

在一路吃過各省各地料理的過程中，暗自慶幸來了北京，並時時想起中華一番小當家裡關於菜裡有龍地站在浪頭上誇張擊鼓的情緒。

我們越切越過癮，同樣是繼續把肉擺到烤盤上，怎麼就是比在台灣烤肉更爽呢？

是不是在使勁動手切肉的勞動過程中，即使肉切得不完美，最後還得請師傅為我們把肉剔下，然而我們卻達到心靈的療癒，也給予平時的壓抑出口？！

切著笑著，好像一切再也不重要了。

 

今天的天很藍，風很舒服，北京的春天真是很美好的季節呀！！

太好吃了，想去吃的人記得先預定呀！！

炭花烤羊腿　老闆娘電話13801293221，北新橋東三條63號

收到一個越洋的包裹

朋友寄來三隻羊駝（Alpaca，又被戲稱為草泥馬），是日本在台灣設櫃的扭蛋近來相當流行，造型有坐有臥有站，還可以把身體剖成橫豎兩半，當成memo夾；各種顏色早已超越真實的生物體。

我看了覺得非常過癮，因為無理頭得讓我想起台灣的朋友和台灣的生活。

朋友將上文化研究課時，傳寫的大紙條摺成一艘帆船，船上載著飄洋過海來的文字，一字一句還原了在課上的情景：大家圍在由多張長桌拼成的大桌子上課，上課前大家陸續進教室，隨著每個同學的習慣，桌邊開始堆滿食物，如果有人最近去了花蓮，桌上就會出現麻糬、廟口紅茶的小西點，陶子難得回家鄉台中，便帶了整包牛軋糖；璟瑜不管有沒有離開台北，每周都會盡心的搜刮不同食物，公館巷弄間的岩漿蛋糕、香蕉蛋糕，或是某個百年老店的麻荖、米香；冬天時候馨如會在很小的包包裡塞進一瓶很重的奶酒，和數包swiss miss的可可粉；馬來西亞沙巴紅茶什麼的……，每堂課都反映了同學的多元組合，從四面八方來的故事。然後我們傳遞著食物，分享每個人課堂／課外的回應，很輕鬆、很自然……，當然經常也得忍受有時候老師的自戀或課堂的沉默，但空間是有寬容度的。

熊熊烈火點燃的時候，也是眾人的促成，課上的動力經常冷熱高低流動著不同的氛圍。

文化研究課SF318教室裡的筆記：

「文化研究的初衷，是有政治性的」（何，2011）

「X報主編占著茅坑不拉屎（掌握理論就掌握實踐的位置）」（何，2011）

（何東洪的立場一直很清晰，離開台北前翻到四五年前，文化研究導論課上的筆記，他也是不斷的在政治性上重申，我相信，政治是必要的。）

素人紀實：

馨如不改一貫風格，將所有聽到的東西轉化成她的圖文筆記，畫了幾個像蛆的人、何東洪的臉，然後寫下：「鬍東的白板字好醜，長得像韓國字。」

璟瑜論文中雖然絕口不提精神分析，但三兩句就一定會進入Lacan, Kristiva, Winicotte的語境中：「鬍子像好媽媽一樣帶著大家讀書。」

陶子一樣安靜的觀察，然後怨念很深的碎念著眼前的景象：「對面小倆口共用一本書，眉來眼去」。想必是指黃同學賢伉儷吧？

而耕宇心繫電影藍宇裡兩個北京男體的情慾，完全展現在他那句「能動搖我的只有……男人！」以及屬名「Gay宇」

何東洪還給了我一小句「努力多看看中國吧！」三言兩語便道出他的政治傾向、懶惰與灑脫。

這張帆船摺紙的皺褶，能讓我明辨它的紋理，卻在也折不回去。忘了德勒茲的fold裡有沒有提到，建築、紙張、地質的皺褶雖然可以從每一條山線谷線裡讀到深淺故事，可是卻不等於原本的那（艘船）。

實體上，只好將那遠渡台灣海峽的船攤開成一張紙，壓平，好好收藏。

單車友善的城市

我生在金門的80年代，以腳踏車作為代步工具，是相當普遍的；到了台北的05.06年左右，由於本土電影導演陳懷恩的「練習曲」中，聽障者為主角開始尋找自己的單車環台，突然在台灣捲起一陣單車熱，爾後，單車在年輕世代眼裡、中年大哥觀念中，自行車成了另一種身份上的指標，你可以樂活騎單車，那是小資的象徵；當然也可以像電影主角那般重新踏遍你所關注的土地，翻轉不同的印象。民宿業者、餐飲業者開始歡迎單車客攜帶自行車吃飯，甚至店裡另闢洗車間，愛單車、熱愛騎車的人終於可以輕鬆享有被歡迎與款待的服務。

單車熱快結束前，台灣政府終於也氣喘吁吁跟上腳步，捷運、火車、飛機都可以運單車了，而台東縣緊追在後喊聲蓋一條東部的單車道，東部的好山好水成了最大的觀光用自然資本，挾帶帶著國人新興運動，內政部營建署當然也全力支持，給予大量經費……。

而我卻仍停留在自行車與我中學時期起單純的陪伴關係。

 

中國曾經是自行車王國，而北京的人口車輛密度之高，過去的千萬輛盛況卻在此時，早已被電動車、汽車給取代。

剛到北京時，我的身子便被他難以估計的巨大給走垮了。

人民大學校地小，據說北京大學是他的1.5倍大，清華大學更足足有人大的7-8倍大；小小的台灣無法與他相比，早已習慣以機車（摩托車）相伴，是驕氣也是差異，來到北京反倒無法適應了。

從宿舍走到校門口，再晃到地鐵站，再怎麼快步走少說也得花上個15.20分鐘。

全然顛覆了過去與機車為伍的習慣，以前不論是和朋友見面、想辦點貨、逛街上市場買菜，只需要機車狂飆亂鑽（錯誤示範），唯一需要花上氣力的只是移動整排的機車挪出一個足夠的車位……。

每天在往來教室、宿舍及一切繁瑣的生活必需用品中，還真是累人。

我私自想著：有本事在北京步行的女孩，腿應該都很厲害！

有位即將離開北京的朋友願意無償提供一台車，因緣際會下，我搞到一台自行車。但這前提是得從北京市東南位置的朝陽區，把車運回西北邊的海淀區。朝陽區大多數是商業用寫字樓，中央電視台、藝術特區798、夜店區的工人體育場等等都在那，相對於擁有北大、清華、人大、農業大學、林業大學、少說10多所大學以及充斥著古蹟如頤和園、圓明園、……的海淀區，大不相同。

想從熱鬧繁華的城市回到相對淳樸靜默的學區約莫2.30公里。即使台北單車熱已經好幾年，而我卻停留在中學時期以單車做為代步工具的執念，關於身體與距離間的相關感受，很不明瞭。

在心慌腦袋空的狀況下，求助某位戶外運動相當專業的台灣朋友，關於距離如何換算……。

「20.30公里，大約是從新北市輔仁大學一路騎到台北市萬芳區；或者在你金門島之東之西兩大熱鬧城鎮的來回各一趟」

過去我只以機車或汽車走過這兩種距離，但終於有了個底。

卯起來騎便是…。

北京空氣很差，遠方景色總是混濁。那是個初春的下午，溫度大約8度上下，我背著背包，裝著圍巾手套水壺、保命的口罩，以及郊遊心態地帶著相機與地圖乙張，便坐著地鐵轉乘公車去朝陽區取車，約莫花了1小時多。

腳踏車大約半年多沒騎了，好在北京修車店（攤）處處都是，簡單整理打氣後，我便上路了。

雙腳踩著踏板像是原地踏著卻不斷前進，北京的交通路面及景色從踏板、風速、眼中的畫面，反饋到我的身上，以身體性的感受，理解著北京的樣貌。

本來出發前，我啥路線也沒規劃，樂觀地想邊騎邊拍忘卻體力的不支；就是那股不知情吧？！就是卯起來騎，餓了便找餐館吃，因此在下午四點多闖進幾個年輕人創業的小店，吃盤炒飯，詢問路段與胡同的夢想破滅後，繼續朝西與北行走（海淀區的方位）；隨便晃到東四北大街，一路從東四一街、到東四十四街的胡同區域，胡同翻新得令我痛心，同時想起家鄉磚紅色的閩南建築這些年來的改變，自私的我，總寧可老東西舊得保持原貌，也不願她刷新得沒有味道。這胡同的灰瓦白牆那麼的白亮，因應新的商業模式而將胡同裡的房子建得高大以容納更多需求，可這需求究竟是表象還是欲望？

 

北京與中國的發展計劃藍圖中，同時也承載了國家那深如黑洞的慾望吧？

北京有很強的風，汽車從不理會行人或機動車騎士，自顧地呼嘯而過甚至帶著焦慮的喇叭聲，在路上我的心跳經常被搞得很快，神經相當緊張；這兒沒有紅燈停綠燈行的交通規則，通常我跟著同向的人一起前進，傻傻的兩段式左轉，但令我訝異的是，整條路上很安全，也許因為自行車對中國、對北京曾經是這麼重要（現在數量的確銳減很多），中國對自行車騎士的友善並非像台灣那種刻意的展現，是自然而然視為一個族群。在寬闊的三線道旁，格出約莫兩台汽車寬度的自行車道，甚至有安全島將汽車與自行車分開。

在瘋狂的北京交通中，我突然覺得好安全，也許整列的汽車從不讓行人，被區隔出的自行車道路相較下真的令人安心。

曬太陽的老民工

以天安門中軸線為北京市基準，將左右切開，北京的道路如同棋盤一樣，只有南北與東西向，即使是初來乍到，我只需要稍微看下地圖，一路向西與北騎，便可到達我的目的地。諾大北京運車當樂活行，其實一點也不難。

假如，城市的街道樣貌也述說著城市（或人民）的性格，那麼北京，身為一個首都，想必也只能直來直往，靠譜的過日子；唯有從元人遺留的胡同配置，讓地人走入死巷而不知身在何處。台北的路歪七扭八，總有切線橫跨某條彎曲的馬路，所有捷徑都得自己慢慢發掘，哪兒沒有紅綠燈就盡往小巷鑽去。

北京使得觀光客對城市樣貌輕鬆上手，而台北只能給熟門熟路的人享受不規則。

記得曾經有位台灣朋友，將自己征服距離的慾望擺在單車可到達的地方，他發下豪語要來環島金門，問我需要多長時間。用時間來算距離早已不是數學物理課上的換算公式，更包含對於其他未知地的想像方式，然而，他對於沿途的景色人事卻沒有想像，「完成」是最重要結果，後來這位朋友騎的第一天便投降了。身為戰地的金門島，當初為了在地形上有戰鬥的優勢，修得高低起伏不定，隨時拐彎就隱身進一個營區，路當然不可能是直挺挺的；然而許多大都市在形成之時就推平道路，也許利於都市發展吧？！在單車踏板的反饋過程中，明顯感受到北京是一片沒有過大落差的平地，騎得舒服，容易在完成的過程中還能走馬看花。

最後，我輕鬆安全地把車運到了人民大學。

拼命就是這麼回事，在我不知道路有多遠時，我能傻呼呼的騎，太陽一路下山去，攝氏五六度的冷空氣，確實把我的腳凍得逐漸失去知覺，才順路走進超市買點東西順道回溫身子；最後在看見人民大學地鐵站的倒數距離路標，也才意識到身體的疲累，單純的自行車沒有避震，快進校門前，我只覺得自己身體快支解，屁股快散了……。

「緊張」

到北京之前，人民大學給的通知文件有這麼一段關於宿舍的文字：由於床位比較緊張，所以希望……，但我們會儘量為交換生爭取足夠的……。

在台灣，我們使用緊張通常在神經上、心理上這麼說著，一種處於精神狀態的張力繃緊，使得後續行為上可能／不見得受影響。但將緊張搬到大陸以後，變得普遍，我私自猜想可能任何人民／事件，都像神經突觸一般與中央（中樞）相連，

自從三月初起，兩會（人民代表大會及政治協商會議）的展開，整個北京進入（神經）緊張狀態，人大東門外本來是以辦假學生證聞名，她們通常是抱著嬰兒或挺著大肚的婦人，若有似無地坐在路邊曬著太陽，在你走近他們時，以只有你倆聽得見的聲音低聲說道：

「辦假證嗎？」

她們不是個體戶，畢竟辦假正證需要有機器、有門路。那必定是個以婦人做為販子的集團。雖然混亂，卻是人大知名的街道景觀，很有意思，市民生活與文化也就這麼養成的。我們一夥人剛到北京，想著辦張假證暢遊旅遊區，弄個大專院校的學生證確實也方便，可正巧遇上兩會，警察城管都管得嚴，假證婦人全在家休息兩周，直到三月中才能再繼續工作了。

而一切的緊張，其實才只是個起頭。

茉莉花每周末的集會雖然總是敗興而歸，在北京聚集群聚無法真正喊出口號，但似乎圍觀對此時的運動進程，才是重要的力量。

然而歷經兩會期間黨中央與警察可是比誰都警覺，邁入第四週的例行集會，政府越來越知道如何因應，從大型拖吊車來回開疏散人群、麥當勞前面施工、肯德基兩點以後消防演習、洗地車掃街……等等。類似交感神經與副交感神經的相互制衡。

當然，黨、國、人大（戲稱第二黨校）也勢必上下同心齊緊張。

剛開始，老師上課時若有似無的說著某些集會行動、輕描淡寫茉莉花。

某天等紅綠燈時聽見兩個小夥子對話：

「以後會不連茉莉花都不給唱啦？」

我輕輕的笑著，其實消息早晚還是會流通的呀！

後來，兩會近了，班導師開始宣導：其實很多事情也不是走上街頭就可以解決的，這周末比較緊張，大家別亂跑呀！

可矛盾的是，年輕時會走到天安門集會的老師感嘆著現在學生不像以前關心社會議題，當今卻要求學生別參加社會運動。社會運動從集會開始，在這個國家體制裡，卻以「聚眾」「騷動」「反動份子」等詞語，再次改變其意涵，創造新的意義，如同新的流行詞彙「維穩」。

老師的說法令我狐疑，是因為職責所在？或者時代真的已經不同，得用其他方法參與政治了？……「參與政治」在此時此地，出現得怪異。一來人民代表大會只是形式上的聽取意見，二來朋友戲稱他們是「被代表」了（「被…」是這的流行話，表示不是自己發言／意見的不在場），再說，中國的政治的獨特性與嚴密的控制，從少年先鋒隊、共產黨青年團，經過上課考試面試推薦，才有可能成為真正的共產黨黨員。然而，共產黨員也並不等同於參與政治，如同台灣的各大小黨派成員，也不跟參與政治畫上等號。

想像中，人民監督政府正是參與政治的基本體現，在容易緊張的中國，該怎麼行駛呢？

前兩天，班長緊急發通知給全班，要求閱讀兩篇北京日報上的社論《自覺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維護穩定從每個人做起》，這幾天在中國竄紅的文章，學校要求寫下學習心得，並在隔天下午召開學生骨幹重要會議，成員包括黨員、班委、團支部成員、團學組織副部級以上成員（以上職稱只涵蓋學生在黨團內的稱呼，其複雜得能想見擴大至整個共產黨的精密組成架構）。

我多麼慶幸遇上一年一度的兩會，遇上中東北非利比亞如何將革命情緒逐漸燃燒至中國反動情緒，即使茉莉花能否在對的季節裡開花，但我在這段時間內，參與了中國的盛事與緊張。那天下午我準時參加了會議，想是由黨團主辦的，一間容得下百多人的階梯教室，僅是我所在的社人學院的團員（共產黨青年團）與黨員（共產黨）數目，參與的人很多，卻是鬧哄哄的騷動聊天看書…，主持會議只有兩人─一個引言人，

引言人自顧的說著警告學生的話語：……，各位同學你們要不傳謠、不信謠，珍惜自己的政治資本……；你們不要再翻牆了，上周有兩位同學翻牆發佈帖子，已經被學校查到，並嚴格處分了……，

台下學生仍做著自己的事情………。

另一位則在引言之後宣讀「維穩文章」，

在他上台前，黨員團員脫離埋頭書本與聊天氣氛，一陣高昂的鼓掌歡迎他上台，宣讀的人操著標準的黨中央發言口音，字正腔圓正義凜然地說著，底下繼續鬧哄哄的騷動聊天看書…，沒人鳥他。而我仔細地聽了幾段話，正是那兩篇火紅社論的精簡版本，而我疑惑了，為何要求黨員閱讀後確再次念一樣的內容？

我經歷了一場共產黨進行的思想工作、喬治‧歐威爾的《1984》也提到過的集會，每個黨員都必須參與的會議。比照著中央標準口音念出的內容，這樣流於形式的會議，對黨員會早成什麼思想改造的影響？

然而從改革前的泛政治化過度到中國竄為世界大國卻走向娛樂化的社會情境，絕大多數人依然循著那條嚴密的道路前往成為共產黨員，黨員不參與政事，而是張入場券，進入國企的入場券。保證你對黨中央的忠誠，忠貞不二是對國家、黨………、配偶（？）的保證嗎？

在這裡，我大多數的同學都已經／即將成為共產黨員，這既不成為憂國憂民的包袱，卻是一種無以名狀的榮耀，要成為公務員或在國企工作，得先以黨員之姿做為宣示自己思想上的忠誠；然在這個鬧哄哄的維穩會議中，我只看見「黨員」對於人民是張有利工作證照，中共的緊張也因而有處抒發。

誰的博物館？

這個冬天，我在充滿博物館的紐約度過。帶著姊姊的工作證與一張東方面孔，招搖撞騙進出數個博物館。我喜歡這種沒有壓力的逛展覽…，更喜歡紐約這個佔地小卻有豐富博物館資源的大都市，從時間空間來說，提供各種點子的博物館存在，文化的養成也自此不斷蔓延生長。

在此次前往北京前，我回到金門──從1949年開始便肩負起戰地前線使命的家鄉，對多數阿兵哥來說依然是充滿夢魘的惡魔島，1992年解除戰地政務，突然湧進大批觀光潮，踩遍了金門各地，走進因歷史而有價值的戰史館、戰鬥村、民防坑道、路邊的砲堡碉堡，以及仍持續冷戰時期的對峙軍隊訓練。由於戰爭，金門沉寂了很久而不允許開發，或低量體的建設，意外之下保存了良好的自然環境、歷史建築，加上當地人宗族觀念深刻，祖產宗祠也從不挪動，更別說商業利益的開發……。當然，在外面世界快速運轉，對岸廈門燈火通明，台灣工業商業而致富的美好生活，逐漸騷動了島上質樸的人心，安分賺錢已經不足夠，多麼希望政府鬆綁更多的建設法規，好進行第二次的觀光潮。這複雜的問題裡，暫且懸置，在此我想說一點關於這個冬天在金門看見的「民俗博物館」。

在島之東北方的田墩，蓋了佔地幾公頃的文化園區，「文化」一詞可能衍伸自金門企圖以文化做為觀光賣點，而導入的概念，至於什麼是「金門文化」聽來又更空泛了，舉凡在金門的大小群體事件都劃於文化之中呀！

金門文化園區的指標路牌拐彎後，直又寬大的馬路讓我開了五分鐘才進到停車場，路的兩旁全是麥田，那個霧濛濛的早上，七彩鮮豔的環頸雉仍拖著長尾巴，站在田埂間。在這乾淨清澈的金門，我們仍要以文化為名，蓋一個讓在地人、觀光客來看看，何謂金‧門‧文‧化的文化園區。

然而幅地廣闊的園區裡，僅有一棟名為民俗博物館的建築，高且長的樓梯上舉起三四層的壯闊高樓，如大多數官威的府衙、歷史悠久的博物館那樣，從空間的意符上便形塑了其意象。我相信縣政府花了很多資本在文化園區上，派不少文化志工（工作者？）依據不同展區做導覽人員，這是幾十年來金門古蹟閒置空間再造與地方展館裡一直缺乏的。也許是新成立，但感覺很好，組織使一個陌生的觀者可快速進入硬體空間、接受他們的「金門文化總覽」。

是的，一個民俗博物館裡該放置些什麼呢？耆老在榕樹下說故事？老伯抱著月琴與二胡在巷口間唱著奏著？還是佝僂著的身體在大馬路上以畚箕掃鋪滿熟成的高粱梗去蕪存菁、在村里間廣場曬著落花生穀物呢？

在1990年代，我還生長在這氛圍之中，卻在民俗博物館硬生生區分了新舊歷史，檯面與檯下。六個展間循序漸進將金門總論一一設置，豐富的物種資源、仍生存在著的活化石、居民的生產資源、民俗信仰、風土民情、地理位置……，明洪武年間………，南宋朱熹設立學堂、金門文狀元……，總之一切在金門縣誌以及官方文件展館中的統一說法，同樣又再次出現在民俗博物館中。空間寬敞、展場裝置得美麗，燈光打得昏暗有氣氛，在導覽員如順口溜的解說結束時，耳邊竟是傳來「這就是你要看的金門文化嗎？」。根本上看來，金門從來也不需要再把其他已存在的博物館如：古寧頭戰史館、八二三戰史館、陳景蘭陽樓、朱子祠、西園鹽場……，等已有的展出內容再次複製貼上到這間總覽的建築中，這像是一本導讀呢？還是一本蒐集坊間的剪貼再出版呢？

一間博物館的呈現，是消耗財力呢？或是為地方百姓存在？

我喜歡博物館裡有活人的存在，而不是將死去的東西收納入殮，毫無活性。如果家鄉的狀況和其他地區不同，為什麼我們卻得依照大多數人博物館的進行模式呢？在巷弄間屋瓦下的老婆婆老爺爺，仍然是文化的載體，口語的敘說才是活著的傳承。

一個地方的文化由庶民生活而起，去蕪存菁，留下官方說法，那麼人民的真實生活何在？博物館的教育，是將參觀者的思緒濃縮到他們所給的展現，或是可以提供更有趣的實景，或者使觀者有更大的激盪？

假如這樣收進某些早已存在的，而去掉常民故事，那麼博物館究竟是為誰？

圖：城鎮的市井生活

空間

人在萬不得已時，總會萌生出一種生存之道。像是被壓迫的勞工有一天會組成工會走上街頭，大聲呼喊自己的訴求。

在人大，幾乎所有學生都住校，和小小的台北並不相同，台北在校住宿需求相對小，也許不願給學校管住，可能在外租屋或住在家中，然後每日通車。中國大到難以用台灣習以為常的的比例尺計算，即使北京市內通車也經常以小時做為計算單位。於是大家念在這裡住在這裡，儼然是個學生村。

圖：王慶松作品　　　　　　　　

上周搬進宿舍，想把所有物品逐一安置，才發現問題所在。

在這我想說明一下我們的宿舍狀態：空曠、床位簡單以上下鋪為基本樣式，兩手肘依靠在桌緣使用電腦，是剛好的長度，方方正正只足夠擺上一台筆電，鐵的衣櫃就是個方型的空間，隔層收納都還得自己重新來過。在亂中有序地擺放衣服雜物的同時，想念起輔仁和大學新村的空間，那至少還有供人暫時寄居的心境。總在使用兩三次衣櫃後，所有東西便東垮西倒…，然後又得重新來過。

在宿舍長廊間來往，從門縫或敞開的房門望進，擁擠混亂卻溫暖，溫暖來自每個空間依據自己的需求而各自想辦法。簡單的宿舍硬體設備不齊全，但大陸學生來自大江南北，基本全上都住宿，即使寒暑假也不曾要求學生淨空宿舍，於是四年來的生活讀書需求積累全在同一個小屋，小屋裡大約4-6個人，房裡掛滿衣服，以不同顏色的床帘將整張床圍起作畫分區隔，

各種花色的床帘拉開後，才看見更精彩的世界──床鋪不真正靠牆，挪出一小段空間將三層書櫃卡在床與牆之間，書櫃上頭積累著四年來厚重的書本，三合板雖然彎了，仍撐著書本；床尾擺上一張床用書桌，比起宿舍附的小書桌，的確舒適且大了許多。整張床就像一間小雅房般，要什麼有什麼：躺著能睡覺、坐著能讀書、一回身便從書架上取書、床帘拉起就是私密的空間，換衣服和情人視訊……，生活空間全在一張床上，一格小小的立方體中。

隱私性與公共性都顧到了！

我想起今年冬天在ICP（International Center of Photography）看見的中國當代攝影家王慶松，拍攝的各種中國現況的題材，大多嘲諷，據說在美國具有一定知名度，也受歡迎。這樣以舊時代圖畫照片再次翻新重建畫面，直指中國當代的議題，也許對於老美是很好玩的理解進入方式；但台灣的吳天章與法國David Lachampella或者更多攝影家，已經玩過的舊手法，當時我並不喜歡，覺得老梗之外，還認為不夠精巧。當時唯一一幅被我翻拍下來的，是一群工人在工屋裡頭，三四層的上下鋪，各自是自己的房間，如同在宿舍裡看見的場景，因應自己的需求，發揮著生命的本能，既然簡陋便賦予創意與生命力，每個房間因為不同組成份子的需求，展現得淋漓盡致，原本的幾張小桌子可能拼起來成為小料理台、玄關、餐桌……，一陣雜亂中，還是理得出他們的秩序──就是「生活」。

生命本該是這樣，便民超市裡提供各種需求的商品，沒有的便自己想辦法。昨晚打包回吃不完的東西，我們便想辦法找了繩子與重物，相繫而掛在窗邊保鮮；而我終於找到紙箱，塞在空盪盪的鐵櫃裡，至少，整理出一點上下的空間秩序。很有意思，無中生有大概是在宿舍裡最有意思的事情了。

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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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香

這篇文章給我在路上遇到的人們。

由於參加某工作坊會花掉一整天的時間和氣力，決定延後回台北時間。

離開當晚，我很哀怨的望著第二月台的太魯閣號，原本把交通路線計畫得好好的，卻還是趕不上念頭的一轉，說服自己來時路的太魯閣上並不安穩，畢竟幾天前抵達花蓮時遭遇一種暈車和腸胃上的不適，臭豆腐發酵再發酵，全卡在喉嚨了。在車站外看見溫和禮貌的日本團，車站大廳是字正腔圓的大陸領隊的聲音，月台上聽見胸腔腹腔骨盆腔的發音語言，幾位韓國婦人自由行來到了花蓮。因為蘇花公路坍方後並出事後，大多的旅客為了安全還是坐火車蒞臨花蓮，但整路的外國人，只有那一大票日本人有訂到。

於是我再次經過韓國與大陸，走到最後一節普通自強號車廂，上了車。

一個東南亞長相與口音的太太，光鮮亮麗的穿著，提著兩大皮箱，她被行李卡在車廂的走道上。

手中握著車票拉的我問：「21是哪個位子？」

「噢！就是這邊！」

她是越南移工─阿香，來台灣兩次共六年，都是同一位老闆。兩次照顧的對象名目不同，一次是阿公（83歲）、一次是阿嬤，但就是這兩老輪流照料。前幾天阿公狀況不好被送入加護病房，有專門的醫療人員照護，她剛好可以稍微休息。卻在騎腳踏車來往醫院的途中，被小型連環車禍波及，她嚇破膽了，但另一位小姐卻是腿骨折，小指斷了。

阿香滔滔不絕說著自己的故事、自己的家鄉，我想起顧玉玲的《我們》、想起我所居住的中產階級電梯裡進出的印尼外傭，聽著她流利的中文夾雜的濃厚的越南腔，想像著這幾趟這幾年來到台灣的移工們是為著怎樣的家庭與緣故而來到台灣。比起六前她在越南和老公合開的鐵店，每天運貨都要背上40.50公斤的鐵，幹的是粗活，說著，她張開手讓我看磨成繭的手掌。在更早之前，她高中畢業後讀了兩年的幼教科，還是小姐時，在幼稚園任職幾年，教小朋友唱歌跳舞，那也許是段快樂的青春時光吧？她隨後戲稱自己也不算老師啦！

阿香來台灣工作的日子很穩定，除了剛到台灣的那年，法律並不規範仲介的暴利費用，那時月薪東扣西減地只剩下兩、三千塊錢─就像大部分的早期外籍勞工那樣；雖然阿香的移工生涯中沒有被工廠倒閉，也沒有雇主的虐待，對於一切還算滿意，但她沒有休假，身為照顧者，她的時間都在阿公阿嬤身上了，加上阿公阿嬤通常不在公園久留，因此剩餘的、模糊地帶的社交時間便偷不來，即便在花蓮待了六年，她卻沒有什麼台灣的越南人朋友。

六年前，阿香36歲，學了幾句關於鍋碗瓢盆等廚房用中文，便來到台灣，當時不會買電話卡也不曉得路在哪裡，不敢常打雇主的家用電話，深怕一分鐘三十塊的越洋電話會給雇主帶來不悅。想家鄉想家人，都被自己的擔心給下了禁令，小兒子才六歲大，見到媽媽都哭喊著她，他們分不開又離不去，只是時間到了，阿香還是得回到台灣賺錢，每個月幾乎不藏私的將一萬六寄回越南去。讓她最心安的寄託，就是幾個優秀的孩子，阿香的眼中讀大學的大女兒很務實的讀了財經，未來可以進銀行工作，領換算台幣兩萬的高薪，老二英文與電腦很強，想要出國念書，只是身負重擔的阿香，在台灣的一萬六，卻養不起過多的欲望，她並不哀怨，希望孩子可以考到公費。途中，阿香講到某段落，會低頭以一隻手掩鼻掩口掩住眼睛，我以為是回想起辛酸的回憶與思念；但阿香卻說她容易暈車，且夜晚的車窗外什麼也沒有，也好在遇到我，讓身體與火車的不協調感分散很多。

阿香要回國了，因為移工可停留的三年限又到了。我避免問更多的感傷過往，畢竟她將回到自己的國土，她讚揚著台灣的法律，即對勞工的照顧，現在她不用再被扣掉大多數薪水，卻要擔心越南的大女兒想進銀行工作前，至少要先花個五十萬買工作。阿香信任台灣的法律，享受被法律保障的安全，她可以得到幾乎全額的工資，可是她的薪資條上只有扣掉幾百塊的健保費，卻沒有勞保。尤倩說，目前勞工保障裡正推動家務勞動也該有勞保，不然若是因為擦窗戶卻摔下、地板沒拖乾滑倒，或者白天她騎單車往返醫院與家裡時，那個被撞到斷手指的人變成她，誰又能保障她呢？

阿香問我「勞保是不是還要再扣錢？」

窮人是不是只能在乎當下，目前儘管生活再艱苦，也至少不要想到出事的那一天……。

我們互相留下手機，允諾再阿香45天後再被申請回台灣時，我會把移工勞健保的細節和她說，畢竟前不久才有印尼（？）移工在工地摔落死亡，才發現雇主沒有給他保險，即便台灣的法律與保障是爭取而來的，但依然不足，還在可前進的路上。喜歡台灣相對保障人民的阿香六年來卻沒有健保以外的保險。台灣需要移工，卻忘了移工的命。然而45天後我卻不在台灣了，隔天在她上飛機前，又給了她email，希望至少可以透過她孩子，傳遞訊息。只是這個溫暖的故事，最後沒有繼續下去，至今快一個月了，阿香的孩子還沒有寄信給我……。

張老師早期電影「人在路上」雖然無聲，在畫面裡卻充分展現火車的人生道路，生老病死，而在這一年半的火車旅途中，也一幕幕的走過好多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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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述我的父親

小學時期，有很多八股的作文題目，穿插在不同年級和配合不同節日之中。比如：我的志願、我的座右銘、影響我最深的人、……、我的母親，當然，還會有──我的父親。這種題目看似好寫確不易下筆。小時候，我會預設老師喜歡有發展性的內容，而一篇好的「我家人」，除了文情並茂，還得具有真實案例，像是：每到夏天，爸爸會陪我爬上鄰居家旁的芭樂樹採芭樂，爸爸彎腰讓我踩著他的背登上樹，……，我們咯咯的笑著，一起在樹下享受果子的甜美與親情，那是最快樂的暑假……。但真實狀況是──我的爸爸從來沒有陪我爬樹的時間，加上他警察的身份，偷摘，更絕對不允許。小學的我怎麼描述「我的爸爸」，卻已經記不得了。

記憶中，爸爸總在遠遠那一邊……，那一邊是和其他人的爸爸所不一樣的。下雨天，爸爸不會來送傘或接送我們；忘記帶作業時候，也只能自己想辦法，和老師說一聲抱歉。與其說他不能陪我們玩，不如說，爸爸他太忙碌了，他的生活與生命，已經緊緊和工作扣住了。小時候和爸爸的影像，大多在上班地點的附近，隨著爸爸調度職位的單位鄉鎮而改變照片的背景。總兵署門口，有爸爸替我們三姊妹合照，當時警察所還在金城的清總兵署裡；爸爸任命於烈嶼警察所時，媽媽帶著全家坐船到小金門，於警察所蔣公銅像蹲馬步前開心地比Ya的照片，那是很特別的島內移動經歷……，緊扣爸爸幾乎沒有假日的執班場域。大約十五年以前，警消尚未各自獨立，爸爸還是警察，由於職務的關係，經常在所內值班。一周大約有五天不會在家，剩下的兩天是爸爸回家一起吃飯的日子，雖是「團圓日」，但當時我們會很緊張，因為爸爸總是嚴格規範我們的言行，那是他的教育方式，也許也稱做家教，但更甚我想是他成長路徑內化成他的價值觀。自從爸爸從高中畢業後，即進入中央警官學校（今警察大學），那時他才十八歲，而十八歲往後的日子，就這麼泡在軍警的生活之中，威權體制的時代，警察、軍人學校以高標準教育並要求這些未來將任命保護人民的子弟們。爸爸承襲著這番教育，並落實於他的生活之中，而這也是我所謂的內化到他體內的各種道德標準。爸爸在警察所的日子比在家的日子還要多，身為警察的身份與父親的身份卻難以清楚切割，所以他提醒我們吃飯時椅子只能坐三分之一，並且腰桿挺直、必須以口就碗、手肘不可以撐在桌面上、夾菜時不能越過其他盤菜、口中還有食物不能說話……，但當然調皮的孩子怎麼可能一一遵守，並時刻記在心裡，我們就是不斷的偷偷踰越界線，三分之一與三分之二是在桌面下的事，做為一種出口，孩子會挪移自己的邊界，就是不願妥協……，但其實也跑不了多遠。

很久以前，在那個還沒有大哥大的時代，爸爸有BB call，扣機在當時真的非常拉風，媽媽和爸爸有特殊的暗號，「8857」是指要一起晚餐嗎！「1111」是我在找你。小時候會搶著幫媽媽扣爸爸，爸爸的扣機也絕不離身，並非因為我們會找爸爸，而是每當火警或有人撥打119時，爸爸便必須立刻出發，不論他身在金門的哪個角落，他像超人一樣要在最快時間內抵達，為著人民的安全也必須帶領消防隊。到了今天，爸爸手機也總是繫在腰邊，時刻待命並保持警覺，即使他和媽媽正享受著悠閒午後的一杯茶，還是必須立刻切割，趕到現場。

爸爸左臉上有一塊紅色的記號，我小的時候家裡留傳一個故事：爸爸當時才剛回到金門，一次火警，大部份人都逃出來了，唯獨剩下一個嬰兒大聲哭嚎地被遺留在失火的屋子裡，而他的祖母在外面喊得聲嘶力竭，年輕力壯的爸爸使命必達，二話不說衝進火場中，把小孩抱了出來，後來火勢控制住了，皆大歡喜，但爸爸的臉上因為被火燒到，於是留下了一個紅色記號。那是個很神勇的故事，卻是在長大後才知道，那個東西稱為胎記，是打從娘胎就有的東西。神話是必要的，望著它，得以不斷有指標性的象徵，它支持我們前進的信念。爸爸的確很神勇，但卻和那個紅色記號無關：

還是在一次的民房火警，火勢驚人，當時大多數人都脫困了，但在慌亂中神祖牌來不及被帶出來，家中的人很著急，認為祖先的牌位不能被燒到。爸爸觀察火勢，也因為想解決民眾的憂慮，咻地一下子衝進火場，轉眼間就把案桌上的神祖牌全都抱出來，交還給他。每當媽媽說到這裡，便會順道評價那真是多麼危險的行動，但爸爸眼神總透露著讓民眾安心是他的責任。比起抱嬰兒和紅色記號，神祖牌的故事似乎比較不生動，但爸爸的確成是我們眼中的英雄。

將近三十年出入火場的生死經歷，深刻地影響著他。看待生命的來去，倒也使他無法分割工作與生活，以至於爸爸總要求我們的準時、危機意識，雖然總被孩子間拿來當玩笑開，但若不是這般性格的人，怎能將生命全全投注在救人工作中呢？若不是有那體貼的妻子，打理全家，他怎能全心全意首在工作岡位上，並安心工作？而我們的爸爸，為著整個家，為著整個金門，早已將自己年輕時期的夢想拋諸腦後，只剩下為大家服務，在消防與民眾安全教育這塊土地上耕耘的信念。

相信全金門或者整個台灣，要有多少這樣的英雄，就得有多少這樣的家庭在後面支撐著他們，使他們無後顧之憂，獻身給救火工作。打火英雄不只是一隊壯碩的弟兄，更是有一大群人在後面托著他們的心靈，使他們盡心盡力全心奉獻。

這是一篇大概被退稿的文字。 由於某紀念刊物，需要眷屬寫點消防人員的家人的甘苦談。 我沒能寫得甘苦，只好把他當作再次看看我眼中的爸爸。偏偏文字寫得畸形，敘述來得詭異，因為害怕過多的不滿及其情緒加入得太多。於是文章便被爸爸退稿了，他說：你寫得太自吹自擂了，不要好了。 但這確實反映了我對於公開寫一篇給予我對於父親的看法之中的矛盾。

另一篇爸，我回來了是好久以前在新聞台的文字。（新聞台已經找不會更久以前的另一篇了，真是糟糕）

狗屁田野

四天前，我從台北一大早坐著客運，搖搖晃晃的慢速前往嘉義。為的是採訪一個故事，原先計畫真正拍攝真實情況的人事物，以紀錄片的形式。但由於種種原因，改以B方案進行。

新聞事件成了一個發想的起點，改以劇情片的方式呈現，那是一個台灣小角落的小故事，卻真實反應這大社會下，「媒體警察法律政策社工善心人士等等」簇擁而上的情景。而他們，住在稻田中的貨櫃屋裡，沒有隔間沒有衛浴，全家人窩在一起的生活著。

出發以前和導演討論幾次，看過各家頭條很多份，照理說我應該很清楚他們的處境了；新聞已將近一個月了，好不容易他們回歸到平靜的生活，我多麼害怕他們會拒絕我冒然的出現。先前，我只和女兒聯絡，而貨櫃屋是突然的。女兒回家前我先拜訪他們「家」，那客廳就在門口，這對夫妻很熱情的招呼我，很客氣的與我說目前的狀況……。其實我相當清楚，在工作的使命內，我就來這樣一次，這一次得訪問、得拍照，然後發展企畫……。

但我何德何能，又什麼立場要人家翻開往事和我說？忙了一整天，因為住宿問題，我可以在末班車前搭著高鐵飛快的回到台北溫暖的家中，高鐵在衝，路燈在往後跑，夜奔回家的路上，我卻無法抽離整個白天的心境。是記者或者情報員，我走了，他們卻仍在那貨櫃屋的家裡，面對屬於他們的問題，而我卻這麼快速的走了。

我走了，我仍擁有我爸媽給我的資源。而他們在頭版上的影像，媒體所書寫的溫情社會與刻苦生活。

紀錄片給我的教育，從蹲點中發展一種與人的關係，然而就這麼一次，我搞不清楚我在那幹嘛。回家後，我反覆聽著錄音檔中一天的對話，筆記本上混亂的文字，所謂的問題意識太有目的性，聽不見關懷，只剩下奪取與唐突…，就這一天，到底我憑什麼…？

微笑的蔣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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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金門的第一個早餐，我騎過金城車站，十多年前民生大樓的新建，車站的翻新，唯一不變的是站在圓環高台的蔣公，紅褐色、帶著紳士帽、持著拐杖，微笑著面對金門最熱鬧交通最車水馬龍的民生路與人來人往的民眾。金門特殊的地理政治背景，使得蔣公銅像林立卻不見在去偶像時期移除，亦同成了與隨處可見的戰鬥標語、碉堡一般，為金門保留歷史的有形體。

人來人往世代交換，2010年4月起中國大陸舉辦了熱熱鬧鬧的上海世博會，2010年11月台灣也將開啟聽障奧運後的另一盛會─國際台北花博會，如同國際盛會般整體包裝也包含了行銷台灣觀光景點（當然這是台灣目前的「觀光迷思」，深層來說台灣人對本土的意識似乎並不那麼重要），台北市大同區、圓山區進行大規模的展館重建，當前附近也陷入交通黑暗期，所幸市政府對於通往北美館替代方案尚有進行；都市更新、水岸景觀是刻不容緩的市容重新上妝秀，一切看起來不足說明「好台北市」的還是盡量剷除翻新吧！街頭豎立起各種文字造型的植栽，作為宣傳圖樣，有文字如「2010台北花博會」、中山北路民族東路路口還有大型籐編蟲類在四個人行道出口處，來往路人彷如闖入原始叢林般。

而在回到金門，以為就這麼遠離台北中心嗎？難得的盛會當然不能僅行銷台北，「台北」只是相對於國際，無法明著稱台灣，台灣各地都需要配套以活絡觀光，於是在最重要的民生路上，掛起台北花博會的巨幅宣傳海報，作為地區觀光的行銷，公家機關縣政府前通道、工務局轉角處也花團錦簇，以綠美化之名的植栽硬生生種在離島的土地上，而蔣公圓環也處於都市植物之間，蔣中正先生彷彿站在叢林頂端。也許為了配合中央的國際活動、或響應世界的綠色概念，金門公式化的被套入同樣的模式，放棄原有的自然景觀，砍伐樹林擴建馬路，以進行所謂「都市更新」，不知地方政府單位是否有意識關於金門植物的特殊性、景觀的與眾不同？或者這些文化語言僅在行銷金門觀光時才被喚起？

辦活動重點在「他者」看見「我們」，在整個過程中何嘗不是個好機會讓「我們」看見「我們自身」呢？積極地向「都市化」條件靠齊，會放棄了自我嗎？對於中央，除了配合我們能有怎樣的自覺與自主性？